此前不明白日本人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大臣前面要加个“担当”两个字，昨天听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讲话，他讲到了问题，财政的担当其实是政府对国民的责任，对国民的信心，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当然我也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但我认为财政就是要天然有担当的。
现代财政的本质其实是居民向政府购买服务，政府给居民提供了军事、外交、教育、城市管理、水利、交通、航空、社保和养老等等公共设施和服务，因此居民才能给政府交税，按照这个原理，则如果该政府没有提供好，则居民是不能向他们交税的，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有担当的政府。
而现实中，其实情况没有这么理想化，政府往往不是老百姓选择的，而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向公民强加的，这就有点像古代时候的占山为王的山大王，他说“此路由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这个买路钱其实就是税收，由于税收才会有政府生存。仔细想想，尽管土匪是强加的，但是他收买路钱也有合理性的，至少他为过路人提供了这一段过路的安全和秩序，这个原理和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的国家理论是相符合的。
也就是阶级社会的国家政府也要对居民提供必要的承诺，其中社保就是最核心的承诺之一，政府要确保公民的养老保险平稳安全，提供与他此前的贡献相符合和社会最低保障型的养老待遇，这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里不仅仅是政府要有必要的财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制度模式，为居民提供可持续的增值的财富流以确保居民养老的安全。
而在现代极为发达的金融体系下，一个国家的社保的提供水平又必然与其金融市场的稳定连在一起，比如一个社会如果为他的公民不能提供平稳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则该国家的政府信用可能就会打折，其信用评级就会被降低，而其向金融市场融资的成本就会提高，搞不好，可能引发金融和政府动荡，这就是财政担当的本来意义。
举个例子，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新常委王岐山推荐政府官员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于这本书的观点和态度，笔者是存有不同看法的。但是最值得留意的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的崩溃，可以这样说法国之所以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走上暴力激进革命的道路，与此前王朝混乱的财政体系分不开。
著名财政专家李炜光有一篇文章探究这段历史，大意如下：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他的两位前任，一位是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一位是“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他们二位都是极度霍辉之能事，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并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
这时候，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先是任用重农学派著名学者杜尔哥为财政总监进行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穿袍贵族”（法官）的特权，反对改革的力量骤然增大，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此后，国王又接连任用瑞士银行家内克、里尔省总督卡隆以及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主持财政改革，亦无不以失败告终。这时候，国王才不得不于1788年7月5日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而路易十六祸不单行，1787～1789年的法国，农业连续歉收，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与此同时，工业危机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而加剧，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巴黎本地的情况更加严重，1788年12月有8万人失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涌进巴黎，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病和社会不满情绪为当时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带来不祥的兆头，终将导致严重事态的发生。
正是在这次已经停止了几十年的三级会议上，革命的火种被点燃了，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 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路易十六看形势不对，采取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大肆抢劫。7月12日下午开始，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开始焚烧遭人痛恨的税卡。这些税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费者恨之入骨，早已成为经常引起骚乱和企图走私的场所。在四天的骚乱中，54个税卡有40个被摧毁，文件、登记簿和收据均化为灰烬，税务官四处逃散。7月14日，爆发了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
迅速变化的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
路易十六为了控制局势，命令驻扎在杜埃的佛兰德团向凡尔赛进军，激起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路易十六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
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
本文引述这样一段研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要说明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财政体系是多么重要，而基于这样一个强大而稳健运行基础上的社保制度就更加是一个国家政府必须完成的首要职责。
再回到本文论述的楼继伟提出的财政担当的问题，他那天其实讲的是财政对公民养老金的担当。
中国的社保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尤其是现在跟随着的是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中国养老金隐形债务成为社会上影响极大的问题，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为86.2万亿元，2012年GDP的比率为166%。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近日说，“如果我们的体制不改、机制不转、政策不调整，缺口是必然的，不是一星半点的缺口，而是巨大的缺口。”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统账结合”模式，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未来可能产生养老金缺口的原因来自两部分，一是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账户，其隐形债务在转制时没有被支付；二是应专款专用的缴费确定性的个人账户基金被挪用形成空账。
这个报告称，“如此庞大的隐形债务，并不会立即造成当期财务的严重赤字，但会逐渐反映在未来的财务账户上”，隐形债务将在未来的现金收支中逐步为财务缺口，隐性债务越大，代表基金准备越不足，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困境将在未来年份中呈现。
马凯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从总体上看保证当期支付是没有问题的，从未来看收支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不确定性很大，因为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因素都是多样复杂的，缺口到底多大也难以确定。而最近几年基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于支出增长的速度，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收支矛盾还在扩大。 马凯认为“扩大的结果就是当年能保持平衡，但是结余也在逐步变小，到一定程度就要吃老本，吃完老本之后就会出现亏空。”
2013年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达到了22680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2679亿元，增长率为13.4%，增速下降4.99个百分点。
201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为18470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909亿元，增长率为18.69%，增速下降了3.22个百分点，但仍比2013年基金总收入的增速高5.29个百分点。
不仅是当期结余的增速下降，基金累计结余的增速也在下降。截止2013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已经达到了28269.18亿元，比2012年底增加了4937.87亿元，增长率为18.08%，增速比上一年下降了4.72个百分点。
与2012年相比，2013年绝大部分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增速下降，其中，西藏下降了38.45个百分点，江西，重庆，上海分别下降了18.98个，16.22个和15.14个百分点，全国只有六个省份出现了加速上涨。
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的社保改革“不能再等，要快”，财政部会对社保改革进行担当。
其实，在中国社保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不可解决的大问题，因为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成本的问题，至于如何支付这个成本，目前学界有多种建议，但确定的是，这些亏空必然是要政府来承担的，当然政府承担的本意并非政府自己掏腰包，而是要建立一条科学合理的社保制度体系。
比如新一届领导上台后雷厉风行的推出养老双轨制的并轨就是好的开端，但是解决亏空问题，则是要扎扎实实掏腰包的，当然这个腰包还是公民自己的腰包，现在的公民的腰包是掏得起的，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全民积累了一个庞大的国有体制财富，那就是国有资产，这是解决养老亏空的一个基石。现在公民能够掏的就是公民委托政府管理的庞大的国有资产。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是85.37万亿，所有者权益是29.17万亿，当然这里还不包括大量国有事业单位的资产。
对于这部分资产如何通过科学的方式，让他们保值增值，并成为未来充实养老亏空的坚强后盾，无疑是考验这一代执政者包括社会各界精英智慧的重大课题，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除了财政部的担当，还需要其他部门尤其是最高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