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一：三大因素挤压居民收入
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题为《经济下行的挤压性原因》的演讲中表示，当前的经济下行是很多原因综合造成的。除了人口增速放缓、服务贸易不平衡、产业资金转移等原因外，他认为就收入端而言，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三大块对民营经济和居民收入的挤压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他表示，以公开数据为例，1995年的时候，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三家只分配了国民收入的16.6%。但是到了2013年，政府、银行和国企这三个部门分配了44%，其中政府为38%多。通过细致算政府所有收入，其中增长和规模较大的有，一个是土地出让金，第二个社会保险金，三是收费罚款。
再看银行，银行存贷利差从1995年开始扩大，目前在3个百分点，而同期许多发达国家的利差只有1个百分点。高利差给银行带来了巨额的无风险收入。
第三，国有企业层面。十多年前，国有企业利润很低，甚至好几个年份都是亏损。但到了2013年，利润就高达19000亿元。
也就是说，把上述三项，即国企收入、银行收入和政府收入加起来，我们会发现其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一直是上升的：1995年只占国民收入的16.66%，到了2013年达到44.14%。换言之，这种收入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有所恶化。
他建议，改善收入分配，并不是说政府先多收税再进行分配，而是要鼓励创业，鼓励创造分配财富，扩大收入，通过这个改善收入分配。
【时报点评】都知道，经济学有个挤出效应（Crowding OutEffect），说白了，就是指一个相对平面的市场上，由于供应、需求有新的增加，导致部分资金从原来的预支中挤出，而流入到新的市场中。周天勇所言挤压性原因，其实质就是挤出效应，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从国民总收入中占据了太大的部分，导致居民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的所得在事实上减少，这也是导致经济活力不足的原因。值得深思。
观点二：非国有实体经济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周天勇表示，根据测算，非国有经济分配的国民收入在2005年时占比为21.13%，2010年14.4%，2013年10.04%。这样一看，非国有实体经济占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下降比较严重。那么，剩下的谁分了呢？就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以银行、国企、民营企业为例，银行职工人数除以净利润是远远领先。跟在其后的是国有企业，到了非国有实体经济手里，其人均利润就变得非常少。我们一直在讲要提振消费，消费是基于收入的，如果为数众多的非国有实体经济人群收入持续下滑，那么就谈不上提升消费了。
【时报点评】不否认近年来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增量部分获得了长足发展。但统计数字却告诉我们，在整个经济大盘子中，银行和国企的占比却持续上升，居高不下。事实上，上述二者吸纳就业的人数是远低于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如果这一庞大的群体收入没有实质性上升，我们的消费升级的国策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
观点三：企业减负效果不显著
周天勇表示，他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财税部门发起的官方调研结果企业家普遍认为税费下降明显，因此还有增税空间。
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14年8—9月份的调查，在税收方面，认为税收明显减少的企业只有0.4%，有所减少的为0.7%，而有所增加的占44.7%，明显增加的16.3%；
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收费方面，认为收费明显减少的企业只有1.3%，有所减少的11.9%，而有所增加的29.1%，明显增加的5.2%。
比如2014年1-9月，地方非税收入12613亿元，增长12.2%；11月地方非税收入1212亿元，同比增长13.4%，远高于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速度，实际上是更过度地收费罚款。
在他看来，虽然不能认定谁对谁错，但从实际观察来看，企业在税费负担方面是有所加重的。
【时报点评】我们希望企业能够真正减负，特别是在中央三令五申减少企业负担的情况下。但从实际观察而言，企业的实际感受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报告似乎不太一致。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何在，但我们相信总有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希望的是，这个“节点”能被尽早打破，让企业真正感受到政策的春风，放下包袱，轻松前行！
观点四：减税清费让企业喘口气！
周天勇认为，目前企业经营环境仍然不乐观。的确，一些行政部门不敢向企业吃拿卡要了，同样，他们也不给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在强调清理一些行政审批权。真正清理的，总是一些多年用不着的权力，关键性的权力还是不愿意清。用大白话说就是“清理些没用的审批权，能用的审批权或者是实惠的审批权，变个像还是继续保留。”
周天勇表示，解决企业的现实困难，有很多路径，但归根结底就是要让休养生息。要把税降下来，把费清掉。他建议，应该对企业彻底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破除垄断，允许做的都可以大胆去做。此外，要对一些特殊行业的准入门槛进行研究。
【时报点评】经济学讲“租”和“寻租”。说白了，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就是设“租”。而根据经济学家J·布坎南和A·克鲁格的论述，这种超额收入被称为“租金”（，谋求这种权力以获得租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俗称“寻租”。很显然，一些政府部门尽管不太会用经济学指导企业工作，但很懂得如何对企业设租、如何寻租。我们希望，通过制度变革，让设租空间越来越小，让寻租行为得到惩罚，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观点五：债务负担过重积极财政空间有限
在周天勇看来，由于政府的实际债务负担加重，因此从表面上看有很多钱可以去投资基础设施，但从金融角度而言，风险已经在加大。换言之，积极财政政策的发挥空间有限。
他表示，实际上，我们的政府负债率并不低。2013年6月，中央债务和地方债务审计署审计出来21万亿元，这还不算一些瞒报、漏报的。此外，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在中央银行负债表上，如果加上这一块，实际数字则会上升很多。因此，在他看来，政府不可能再像2008年那样做大规模借贷。此外，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地方债的发行其空间也并不太大。而且，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也在上升，再给政府和国企来一次大规模贷款，搞一次2008年底的投资盛宴，已经分配不可能了。
【时报点评】道德风险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道德风险亦称道德危机。通常由信息不对称问题引起的。
杠杆率过高，这正是欧美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之一。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拉大杠杆率，通过高额负债来拉动经济。这将会埋下巨大的危机伏笔。企业有道德风险，而作为周期换届的地方政府，亦存在道德风险。如何严控道德风险，让区域经济理性发展，这是未来一道深刻的课题。
观点六：重启城市化让农民进县城
针对上述问题，周天勇认为并非没有解决方案。他表示，以房地产为例算一笔账，房子那么多，2.6亿套存量商品房，刨掉农民的以外，1.4亿户城市居民，13%租房，66%一套房，21%多套房，拿剩下的房子一除，平均都是5.5到6.5套。因此，除了一些特大型城市外，房地产投资的动力明显不足。我们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能不能重新启动压低地价，让农民进县城？就是人进，房进，这才能真正解决城市化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时报点评】重启城市化，这是一道新的课题。实际上，周天勇所言重启城市化，正是在当下一些地方“伪城市化”的破解之道。伪城市化，说白了就是乡村水泥化，最重要的人没有城市化。只有让人通过医疗、教育、社保等完成城市化，才能谈到真正的城市化率。盲目挤进大城市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只有让县城城市化，小城市发展，才能实现大中国的城市化。
观点七：保护民营企业需要“打苍蝇”
周天勇呼吁，保护民营企业权益，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干净的营商环境。他呼吁要多为民营企业“打苍蝇”，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他举例说，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自身涉嫌违法，在嫌疑人未被认定的时候就开始拍卖所有人企业的资产，这种做法只能让其他民营企业退避三舍。
他呼吁，反腐应当从打老虎转向苍蝇，他说，企业普遍反映“苍蝇”太厉害。企业每天面对各个环节的“苍蝇”骚扰，要严厉打击各种“苍蝇”对企业的侵害。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在干净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时报点评】老虎固然可恶，但苍蝇更加恶心。企业不可能每天面对老虎，但总会遇到苍蝇。如果被大量的苍蝇纠缠，那么所有的发展氛围都被严重破坏。为此，反腐从打苍蝇之所才能够获得企业家们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