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参加一家一家公司的年会，和新朋老友互致新春祝愿，祈愿猪年的幸福安康；当我彻夜辗转一家一家歌厅夜总会，在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之中迎接猪年的到来；当我细细打点翌年的丰盈并指望更多的收获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段久违了的童年的歌谣：
请让我来帮助你
就像帮助我自己
请让我来关心你
就像关心我们自己
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在我的心灵深处突然泛起一个巨大的问号：我周边许许多多的无房者该如何度过猪年春节呢？
一，告别城中村，返回故乡小城。
和女朋友分手一年多的杠子突然感到一股比失去爱情更大的失落：不知春节是谁的团聚？和女朋友显然不可能；和公司同事也是天各一方；……如果在出租屋里过春节，他觉得自己会疯掉的。
杠子大学毕业来深圳已经三年了。这三年是深圳房价暴涨的三年，也使他感到越来越买不起房了。和他一起来深圳的同学除了靠父母的帮助买房的外，靠自己实力买房的绝无仅有。因此，买不起房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春节太尴尬会流年不利呀，怎么办？
杠子和他的同学同事们见面就聊怎么过春节，结果大家都同他一样，不知春节怎么过。虽然他们个个一腔热血，满腹才华，胸怀远大抱负，但大家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首先他们是著名的月光族，有的月薪还不够花，需要父母补贴，这时如果谁的卡上还有三千五千，那真是奇迹；其次有的一年换了几个岗位，有的工作还没着落，已经在靠同学接济生活。什么自驾游，什么度假，全与他们无关，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家，回到故乡小城，回到父母亲朋身边。
当杠子和同学决定回家过年时，才发现决定已经晚了：因为根本就买不到票，或者要付出一倍以上的价钱买高价票。自此，杠子感到一种深切的迷茫：我们究竟是这个城市里的谁？
二，为年夜饭多加两个菜。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合法公民，但他们的权益在哪里？
手持老家的身份证，到这个城市的一隅谋生，钟点工丁阿姨是最典型的外来工，没有谁为她买养老保险，也没有谁关注她的居住权。平时她靠做家政和公司保洁为生，一年下来好的话可以积赚万把块钱。她的想法是，在深圳干10年，有个10万元就回家。
丁阿姨来深圳三年多了，还没有回一次家，舍不得花来去路费是主要原因。因此，每年春节，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为自己多加两个菜，也就成了年夜饭。今年也是如此，她依然没打算回家，只想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
丁阿姨给我做家政也有两年了，当我问起是否想把家人接来深圳生活时，她回答：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够，深圳找不到我的立锥之地。
她愿意在深圳工作和生活，但不想把深圳当作家。
三，错把桥洞当作家。
桥洞就是桥洞，桥洞不是家。所幸的是，桥洞也一样能遮风避雨。
午夜，当我从夜场出来，有意无意的将车拐进立交桥的桥洞时，一处一处的场景让人不胜感慨：这哪里是桥洞，简直是一间一间宿舍，多的有七八个人，少的也有两三人。深圳的繁华是不容置疑的，但深圳社会的畸形和分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我真的不知道，封建社会一个文人的社会理想是否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
记得今年春节，一个公司老板为深圳乞丐们过春节，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如此壮举，不知今年有谁能够？
我想，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应该有这么一种机制，无论在任何时候，弱势群体都能得到社会的救助，无房者的春节也一样充满祥和，欢乐，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