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自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影响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人物应该出自思想和政治两个方面，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有很多，但应该以老子为首，政治上的人物中，普遍认为秦皇汉武是最重要的，但应该加上一个前缀，那就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最重要人物，如果以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考虑，或许就不再是这两位仁兄。
我认为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最应该闪光的人物是一个并不太出名的人，与秦始皇来自同一祖先，那就是赵简子。
中国上古有八大姓，包括姜、姬、姚、嬴、姒、妘、妊、妫，周朝的国君是姬姓，而秦朝的国君是赢姓，赢姓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廉、徐、江、秦、赵、黄、梁、马、葛、谷、缪、钟、费、瞿等均是赢姓的后人。嬴姓起源于高阳氏（黄帝的孙子）之玄孙伯益，伯益因“为舜主畜”有功，又辅佐大禹治水，被舜赐嬴姓，奉玄鸟为图腾。夏商之际，嬴姓之族辅商代夏，世代为殷商贵胄。商周之际，武王伐纣之时，嬴姓蜚廉、恶来父子效忠商纣被杀。恶来是当时的猛将，也可能是古代最著名的猛将，曹操曾称赞典韦：“古之恶来。”这是最明显的佐证。恶来死后，经儿子女防、孙子旁皋、曾孙太几、玄孙大骆之后到五世孙秦非子建立了秦国，到秦始皇时期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封建模式的国家。这一系赢姓的丰功伟绩，相信很多人都比较清楚。
秦始皇有很多功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取代西周以来的分封制，这对于社会的贡献自然是很显然的，但是，郡县制的推行，却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继承，起始的源头来自于赢姓另一系的先祖。秦国崛起得益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发生在秦孝公赢渠梁（公元前381年—前338年）时期，但法律建设可不是从秦孝公开始，也不是从魏国的变法开始，而是同样来自于赢姓的另一系先祖。这两项的先行者都是赵简子，赢姓。
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含义，相信今天的人们都很清楚，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进程和是否繁荣，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如松认为，这个人很可能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因为后来封建集权体系的建立，被故意忽视了。
西周中期，恶来的弟弟季胜的后代造父为周穆王立下战功，周穆王封造父于赵城，也就是今山西洪洞县赵城镇，造父一族于是称为赵氏。此后，造父之后世代出入周室，为周王亲信，后逐步位列卿士行列。周厉王无道，发生国人暴动，厉王奔彘，就是躲入赵氏的封地，被赵氏保护了起来。后因为周幽王昏庸，赵氏的叔带屡谏不从，还将叔带免官。叔带于是携赵氏家族入晋，侍奉晋文侯。
叔带的后代赵衰（造父的十四世孙）在年轻时就是重耳（后来的晋文公）的好友，从公元前656年起，跟随重耳流亡了19年，在流亡途中多次献计协助重耳脱险。重耳到了齐国后住了五年，爱恋在齐国娶的妻子，不再有离开齐国的打算，赵衰等人用计灌醉了重耳，用车载着他离开了齐国。前637年，62岁的重耳回国即位晋文公，赵衰任上卿，为晋文公五贤之一。赵衰是战国赵国的始祖。此后，赵氏世代都是晋国六卿。赵衰死后，其子赵盾执政，赵氏一门力压诸卿，权倾晋国。赵盾死后，赵氏四分五裂。赵盾之子赵朔早亡，使赵氏陷于危机。赵朔遗孀赵庄姬与赵婴齐(赵盾同父异母的哥哥，赵朔的叔叔)通奸，此事暴露后，赵婴齐被同胞兄长赵同、赵括驱除出晋国。赵庄姬出于报复之心，也因为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赵同、赵括亦被杀，赵氏元气大伤。
好在赵庄姬留下了赵朔的遗腹子赵武，继承了赵家的基业。赵武非常有才华，前548年，赵武执政，赵氏崛起。前541年，年轻的赵武死后，其子赵成继立，是为赵景子，在父亲的老友正卿韩起相助之下，出任中军佐，怎奈赵成又年轻早亡。但是，赵成为赵氏家族留下一位优秀的子嗣，他就是春秋后期叱咤风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代雄主——赵鞅（赵简子），也是这篇文章的主角。
其一，战国时期，各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真正的先祖就应该起源于赵简子。为后世魏文侯李悝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和赵武灵王改革首开先河。。
晋文公之后，晋国实行六卿制度，六卿分别担任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中军将就是元帅，近似于国家的执政官。这个体制很有意思，君主的权力受到六卿特别是中军将的制约，而中军将的权力受到六卿的监督和制约，而且中军将并不是一家垄断的，在六卿之中轮流变更，各家就必须推荐自己最优秀的子女入朝执政、并努力建功立业，只有如此才有机会登上中军将进而取得执政的位置。和英国1215年颁布《自由大宪章》之后的制度很相像，不仅是制度有点像，法律也是如此。
公元前513年，赵鞅和中行寅用铁铸刑鼎，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这是晋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家法律明文昭于天下，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相当于以法律的形式宣布至少是在晋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任何人犯法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不是有君主随意惩罚，法制取代了人治。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同时也遭到了春秋士大夫的强烈声讨，这是对周礼的一次巨大挑战、颠覆甚至是践踏。孔子（（前551年―前 479年）说，这样做就会“贵贱无序”，破坏等级制度，发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感叹。这就是我们眼中的圣人在当时所说的话，对与错大家自会分辨。今天的部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筑鼎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些政治阴谋？是不是有利用的成分？我认为争论这些事情的人都属于吃饱了没事干。观察一件事情，要从历史的角度、从促进民族进步的角度去观察，而不是追逐于一些末节。在这一过程中或许有政治利益的纠葛（在当时，年轻气盛的赵鞅有为上军佐范献子背黑锅的嫌疑，有人认为范献子是筑鼎事件的背后主谋，目的是为了牵制当时的上军将魏舒），但这一行动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这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们知道，法制建设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进步，公元前五百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已经认识到了这里的含义，当代人还在争论，惭愧吧。
之所以赵鞅的这一功绩不受后人重视，甚至被故意忽视，原因在于秦始皇之后建立的是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汉武帝之后，集权更加集中，皇帝是金口玉言，皇权与法权发生冲突，所以，赵鞅只能认栽。相反，在战国时期，却有很多继承者紧跟变法，紧跟赵鞅的脚步，努力富国强兵。历史是在前进还是在后腿？只能每个人自己判断。
其二，税赋管理。春秋末年，适当扩大亩制就是减税措施，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此，晋国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的亩制不及韩、赵、魏的亩制大（相当于后者的税赋更轻），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亩制大。赵鞅调整赵氏亩制“以百廿步为宽，以二百四十步为长”，也就是说，赵氏的税赋最轻，自然可以得到更多的拥戴。中国封建史上轻徭薄赋的思想就从这一时期开始起步，这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意义是明显的，后来的汉文帝不断轻徭薄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成就文景之治，自己也成为一代明君。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都非常重视轻徭薄税的作用，赵鞅和晋国六卿就是他们的典范。
其三，在政治上，赵简子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恤、史黯、窦犨等人，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土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简子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中行寅等人所筑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简子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经人进谏，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简子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简子的家臣周舍好直谏，周舍死后，赵简子每每听朝，常面露不悦，大夫请罪，赵简子说：“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其四，军事上，赵简子奖励军功，以功释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率军迎战增援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铁之战），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意思是说：如战胜敌人，上大夫得县、下大夫得郡，士得良田十万亩、庶人工商可为官，奴隶可获得自由）。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赵鞅铁之战的誓词成为后世兵家的楷模，商鞅将赵简子的这种以奖励鼓舞士气编制成系统的制度作为秦国的国法，成为战国中后期秦国强大军事力量的精神支柱——军功爵制度。
第五，赵简子努力推行郡县制，对战场上有战功者的奖励不是采用分封采邑的故旧办法，而是授予一些郡县的官职。秦国后来的变法和秦始皇普遍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估计就出于此，因为未见到更早的记载。这是一个跨越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分封制下，经不断分封之后，全社会的利益就固化了，后代人只能比拼投胎技术，一个人只要一生下来，他一生是贫是富、地位是高是低就确定了，社会就无法进步，这是一种僵化的体制；改革之后，要想得到高官厚禄，需要竞争，需要军功，让社会具有动力。这是后来魏国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基础，打破等级制度、打破分封制度，提升社会的活力。
赵简子在2500多年前做的这些事情，远远领先于中国历史，也领先于欧美的历史，即便在今天也一样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繁荣时期，都是轻徭薄税、法制地位比较高、社会比较具有活力的时期，都是赵简子改革的内容，赵简子应该是中华历史（政治含义上）的第一人，也是最应该闪光的那个人，而不是所谓的秦皇汉武。
中国的封建史是皇帝的家书，是吹捧集权的历史，赵简子不是皇帝、也不符合集权利益，自然需要在历史的角落中歇息。
历史可不那么简单，很多闪光的智慧都被故意掩盖了起来。
中国其实并不需要那些繁杂的言辞，只需要重拾先贤的智慧。
这只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