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缓解融资成本高问题，要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12月24日，央行在一个会议上透露，非银行金融机构同业存款与同业借款纳入存贷比，但存款准备金率初步定为零，上述机构不包括财务公司。另据透露，央行同时确定了银行存贷款口径：存款、贷款均包括非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存放；有存款准备金，暂定为零；利率仍保持现同业之间规则，自行商定。以后同业存放仅指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
这实际是把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款变成一般性存款。这样一则消息，是否可以激活银行运营？还有待观察，但从现在普遍认知来看，市场是欢迎这一改变的。据申银万国银行业研究报告称：截至2014年三季末，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款高达10.3万亿元，其中包括保险公司对银行的协议存款2.5万亿元，但这部分存款已经缴纳了法定存准。按照20%的存准率计算，如果这10万亿元非银行同业存款免缴法定存准，相当于降准。
不过，上述措施尚未实施。具体细则还没有看到，所以还很难具体计算这一措施将相当于降低多少法定存准、给银行体系带来多少的流动性。所以，如果问我是不是看好这样一项措施的实施？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此乃权宜之计，可以部分地解决短期问题，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之所以认为这项措施只能部分解决短期问题，原因有三：第一，如此措施释放的依然是短期流动性，并未解决银行体系长期、稳定的存款来源不足、甚至还在不断减少的问题；第二，鉴于同业存款定价方式依旧，所以该措施没能解决银行负债成本上升的问题，进而无法因此而压低贷款利率。第三，尽管同业存款期限相对稳定，但一般都比较短（三个月到一年），所以它无法阻止银行体系负债和资产全部走向短期化的趋势，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银行业当前的困境？如果我们的解决方案不能对症下药，那我们的所有措施都将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属于庸医、属于下策。
我认为，导致中国银行困境、乃至中国金融困境、甚至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汇改绑架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货币机制性紧缩”的恶性循环。目前的格局是：外汇流入越多，银行负债越短（锁长放短）；银行负债期限越短，银行所需要的短期流动性越多，资产负债错配越严重；如果央行只投放短期流动性予以满足，那货币供应量上升，但银行、企业依然感觉资金紧缩。这样的金融是投机性金融，而越来越不符合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
也正是因为中国金融越来越适合投机，而不适于实体经济发展要求，所以余额宝之类的货币投机基金从2013年6月开始急速膨胀，从3000亿元到2.3万亿元，增长6倍有余。其核心因素是：央行在商业银行负债端构建了“基准利率双轨制”——其一是存款基准利率，其二是SHIBOR。两者之间的巨大利差，导致货币投机的无风险套利空间巨大。
同时，货币投机的膨胀阻断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最近央行调降存贷款利率，不仅完全不起作用，而且利率越降越高。原因是。银行不敢降低存款利率，否则被降息加大的套利空间，会使货币基金再次疯狂地拉走银行存款。
利率不降反升，摧残实体经济，压制中国经济内需，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未来还将不断加大。
监管方向：存贷比、存款偏离度、合意贷款管理，这三道监管红线，在货币投机盛行的情况下，实际发挥着“顺周期”调节的作用。存款流失越多，银行越难应付存贷比和存款偏离度的考核，不得不压缩贷款，供求关系必然推高贷款利率，这就是说，经济下行压力越大越加息；合意贷款更是如此，GDP增长越低，合意贷款越少。
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货币政策都白费。就算放货币，也只会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机规模，而对实体经济毫无意义。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2015年，因为中央银行不承认错误，所以企业融资成本无法有效降低。我们现在唯一可以指望的路径就是股权融资，但债务融资成本降不下去，股权融资也不会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