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当年社会主义的老大和老二，计划经济的两个堡垒，目前都在做国企高管限薪的问题，而且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是如此雷同，限制的基本思路均为不低于职工薪酬的多少倍，似乎这两个方案都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让人不禁感叹造物主是如此暗藏玄机。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2日签署政府决议，规定联邦国家单一制企业负责人的平均薪酬不得超过其他职工平均薪酬的7倍。
目前，俄联邦国家单一制企业负责人与普通职工薪酬差距越来越大，有的甚至超过15倍，引发民众不满。
而在我国酝酿了大半年对国有企业领导的薪酬限制正式实施，改革首批涉及72家央企的负责人，包括中石油、中石、中国移动等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
改革后的央企高管的薪酬结构由基本年薪加绩效改为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加任期激励收入。一位央企内部人士分析说，基本年薪将根据上年度72家在职员工平均工资的两倍确定。绩效年薪不超过基本年薪的两倍。任期激励收入不超过年薪总水平的30%。总的收入不超过在职员工平均工资的7～8倍。
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年平均薪酬水平为76.3万元，全部负责人平均薪酬水平为46.1万元。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是同期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大约2～3倍，与职工薪酬差距达到12倍之多。这个差距稍逊于俄罗斯国企。
中国和俄罗斯国企负责人限薪的理论基础也非常相似，俄罗斯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将取决于其劳动复杂程度、管理规模、业务特点及企业的重要程度。生产特殊重要产品、独一无二产品和特殊战略意义产品的企业，其负责人平均薪酬上限可以提高。
而我国的指导思想则是，“薪酬改革应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所谓的与选拔方式相匹配，就是不能再“当不了高官当高管”，除了根据不同企业的类别和性质，还根据企业高管的身份和选拔任用机制来确定不同的薪酬。不少国企的负责人是由组织任命、有行政身份的，就不能再拿着市场化的薪资，其薪酬应参考国家相应级别的公务员薪酬和国企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后决定。
以上两种理念表面上似乎不同，但最终殊途同归，本质上是对此前国企改革过程中，在高管薪酬上实行了市场化原则，但在国企高管的权利上仍然恋战在计划经济，所以就成为既要市场化的糖，又要行政化的蜜的“四不像”，这种薪酬体系不仅仅是国企高管向市场化公司看齐的过高的市场化薪酬，而且还享受着行政化体制级别的权利寻租空间，可谓两头都占了。
事实上，不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这样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国企，不仅仅是在国企内部形成高管和普通职工之间过于悬殊的差距，而且形成了社会上在国企与其他民营企业之间过于悬殊的待遇差距，这种差距使得国企享受着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源以及垄断地位，并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之后造成的市场挤出效应，不仅仅导致了社会上过于选出的收入分配不公，而且使得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的重要来源。
经济的停滞和倒退在俄罗斯直接显现为经济的萎缩，卢布的贬值，外资的大量撤出，过于猛烈的通货膨胀，经济处于急剧收缩的状态。而在中国则直接显示为经济资源被国企占有，官商勾结严重，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国有企业的经营收入和利润出现严重的下滑局面，这个下滑和外企和私企相比较，则显得更加明显。
中国和俄罗斯出现以上相同的转轨尴尬，源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都导致两个经济体在一个阶段都停止了对国企的改革。
俄罗斯是由于市场经济转型屡屡受挫，政局动荡，俄罗斯人民选择普金做总统，普金实际上复原了原苏联的一些模式，国企成为其独裁工具，安插大量自己的亲信在油气资源的国企重要岗位，打着战略性行业和国家安全的幌子，实际上实施的是独裁政治。
而我国则由于本世纪初加入WTO，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成为世界工场，经济活力被激发，国企在有限改革后迸发出活力，成为制造业加工出口的主力军，从而打动煤炭钢铁有色等基础设施行业的国企的复活，再带动基础设施行业国企的高歌猛进，在这样胜利的幻觉下，国企的改革被暂停，并且一度倒退，出现严重的官商勾结，并最终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执政者的一大错觉是，只有把国企和央行等重大企业由政府控制，所谓有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国企要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才能确保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或者在俄罗斯，笔者认为就是一个借口而已。在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下，只要枪杆子在自己手里，征税权在自己手里，企业的设置和撤并在自己手里，或者这个政权和国家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整个企业就是在政府手里，不用去管理他的经营和高管任命甚至产权关系，这个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体现的非常明显，在美国不要说油气这样的资源性企业，就连银行和军工都是私有的，我们没听说过哪个企业敢于叛国，敢于关键时刻不听命于政府，比如美国的私营企业在历次美国对外战争中都是充当急先锋的，因为战争的胜利对他们有好处，叛国对它们没有好处，这其实都是常识。
政府由于不是专业做市场、做管理的，一旦与企业扯不清，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而是降低国企效率，直至阻挠经济进步，危害创新创业氛围的问题。因此，国企改革的最终答案仍然是解决产权问题，把他们彻底推向市场，政府不要恋战，过于依恋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一代伟人处置国有企业的做法，从此奠定日本经济的勃勃生机的基础。
除非如一些天然垄断企业，比如电网、铁路、自来水等领域的国企，可以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如何确保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是不能兼顾的，比如铁路很难市场化，自然就会出现效率低的问题，政府所做的就只能是在政府管制的前提下，确保其效率尽量提高，这个就可以在行政的框架内解决。
事实上，对于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是一个效率和公平如何兼顾的问题，实质上依然是一个激励问题，现在一刀切的做法，能否起到以上作用，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一旦今后国企经营效益下滑，国企干好干坏一个样，国企职工出现大量下岗，倒闭的情形，跟计划经济时期一样，这时候是又要为国企负责人设置市场化的薪酬呢，答案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