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炒楼者最为尴尬的一年。他们在地方政府和发展商联手阻挠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中，分到了一杯残羹冷汁，腰包是鼓了一点，却丝毫没有一点成就感和荣耀感。何故?当他们津津乐道于炒楼赚钱时，迎来的却是旁人的不屑和嘲笑，因为他们赚来的都是不义。
中国的高房价由来虽然不久，但已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严重地导致了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并将中国经济引入全面爆发危机的边缘。而中国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一方面在望房兴叹，一方面却要忍受通货膨胀的煎熬。在这种高房价的阴影中，炒楼者成了为虎作伥的一大群体。
纵观中国庞大的炒楼群体，属于职业炒家的毕竟是少数，但他们的煽动性极强。在温州，真正的炒楼群体只有39个，但这39个炒楼群体却以操作技巧和方法的不同而人以群分。有的是中小企业主，有的是 高官的太太，也有的是职业炒家。在深圳，炒家没有温州那么有特色和群体性，但是直接受到发展商的操作，其聚合力很强，破坏性也极大。这些人有一大帮是政府公务员，中小企业主和全国各地贪官的太太，港商和高官的二奶，并且，越来越呈现职业化的特点。发展商一方面通过这个会那个会联络炒家，甚至办有月刊。平时的炒家都是以会员的身份，享受发展商提供的资讯和优惠，一旦机会来时，会员也就成了炒家，雇人排队领号的，夜间售楼处办手续的，转手倒卖哄抬房价以谋利的，都是这些人。
同北京、上海、广州一样，深圳的炒楼市场不断全国性和国际化，其队伍之庞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抗衡。炒楼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操作手法不断翻新，臭名昭著的万科十七英里事件，只是炒楼群体在暴利面前疯狂发作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事，一言以蔽之：天良尽丧。
资本的疯狂和丑恶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斑斑劣迹。
2006年的宏观调控的许多条款就是为了减少楼市过度投机行为，将炒家逼出市场。然而，阴阳合同，违规操作，翻新花样等手段使宏观调控在炒楼者眼中形同一方废纸。并且，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将中国的楼市投机活动推上了巅峰，比80年代的海南有过之而无不及。
索性的是中国社会在博客的推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语境。这种语境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很多炒楼活动受到了无情的揭露，几乎全社会都知道炒楼的危害，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
中国民族老祖宗的传统是仁义礼智信，炒楼者在大势面前，面对广大民众和中国社会，基本上成了不仁不义的代名词。对社会正义，他们置若罔闻；对民众责难，他们扼首已过；对中央政府，他们阳奉阴违，干的都是不仁不义的勾当。不错，相信有一部分炒家是赚了钱，但他们握着钱袋弹冠相庆时，有没有想过输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