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我们面临的高房价的现实社会，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现象：就比如在广阔原野上飞奔的群龙，渐渐看清了前面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大山，逼迫绝大多数飞龙向左而去，也有极少数飞龙往右而奔……中国社会就此分化。如果绕过了这座山，这一多一少的两群龙再次聚首，那就不是分化而是对立，抗拒和奋争。
这座山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高房价。
财经文摘是一家颇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要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并拟定了采访提纲，如果再回避那似乎有些不恭了。但这个问题谈皮毛大家都知道，谈本质又与政治有关，过于敏感，况且我不是研究政治学的，只是在研究宏观经济的同时涉猎了房地产而已。所以，我只得集中几个问题，不揣浅陋，谈点个人看法。不当之处，恭请各位指正。
杨政文问：高房价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否产生了扭曲，表现在哪里？
牛 刀答：在日本、韩国产生高房价的社会是不足为怪的，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必将选择所处时代最具暴利的的资源，进行疯狂的投机行为，甚至是充满血腥的掠夺，不是楼市就是股市、车市、菜市等等。而中国在历史的进程中，也产生了这么一个高房价的社会，那就是十分奇怪了。
为什么在中国当代不能产生这么一个高房价的社会呢？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土地的国有，政府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土资源，无论是哪个城市都不可能在80%的中低收入群体只有力量购买3000元的住房时而将房价抬到7000元甚至更高，因为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二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尽管良好，GDP连续8年高速增长增幅均在10%以上，个别城市甚至突破了14%，但是就货币主体来讲，价值急需重估，而重估货币价值是要有时间和契机的，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个重估货币价值的时期，不动产的泡沫对货币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破坏性也极强。况且，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已经失衡，随时都有脱轨和颠覆的可能。
中央政府有一大批金融专家，但没有一个专家从理论上来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空间升到什么价位上合适，何故？因为通常的参照数据是国际收支和国际贸易。参照国际收支和国际贸易对本国货币的估值，首要条件是国内经济结构良好，内需旺盛，通胀舒缓，没有因投资过热而导致的地产泡沫。然而，恰恰相反，内需不足，通胀压力增大，地产泡沫已经到了破灭的边缘，此时，人民币的巨大缺陷已经全部暴露在美元的视线之下。美元的每一次施压，人民币都是张慌失措，不仅尴尬，而且窘迫。
让我们现在来回答记者的问题，高房价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否产生了扭曲，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其表现在：一，中国的现实是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并没有享受到经济的繁荣，其主要原因就是财富资源的极度倾斜，表现在金融体制上那就是富人可以用银行的钱作为投机工具，而穷人只能用自己的血汗为银行打工，一种资源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富人希望哄抬房价以产生更高的利润，穷人希望房价降下来可以为银行少打几年工；二是高房价是由豪宅拉动的，而豪宅过多是由住宅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的，豪宅在城市中心不仅仅霸占了城市的肺，而且掠夺了公共资源，比如深圳的香蜜湖曾经是公众的游乐休闲场所，现在成了富人区，而一个城市的公共资源大量被少数人所侵占，这个城市的衰败也近在眼前了；三是高房价对市政资源、政府管理资源、道路交通资源、城市管理资源都进行了悪意的透支，危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
杨政文问：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高房价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压力和影响，是否引起阶层分化和矛盾对立？如果阶层分化是正常，那么如何避免矛盾恶化？
牛 刀答：我想这里的普通市民所指的是中低收入群体，是一个城市繁荣和兴旺的主流力量，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然而，中国社会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不公平的，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政治权力没有保证，三是经济上饱受掠夺之痛。当今中国的高房价，他们是受害最大的一群。
中国城市居民构成，由来复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以本土居民居多，而深圳则以外来居民居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处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的昌明，社会的和谐，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高房价却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尤以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分化最为明显。谁都知道在推高中国城市的房价中最强势的力量是腐败，其中，地方官员的腐败又是根源，作为城市公民，本来有权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有所节制但却无法发挥，这种失落是一个城市主体意识和行为的失落，直接抑制了民众的创造热情和生命活力。在目前这种价位上买房的居民要背上20年甚至30年的沉重负担，没钱买房的也是望房兴叹，因为他们的收入和房价不成比例，也就是说房价收入比太高，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显然，这个日益庞大的穷人群体对富人阶层没什么好感，其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居民从来都不仇恨合法的财富，他们与发展商和政府官员的积怨日深，是因为那些贪官和富豪的财富都不是合法的。这种矛盾已经在加剧，用鲁迅的话来讲，到了在沉默中爆发的关口了。我认为，这种阶层的日益分化是不正常的。高房价其实消灭了中国城市居民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中产阶层（后面我将着重谈谈），壮大了中低收入群体和富豪阶层。这两大阶层要走向和谐是不可能的，中央政府应在对大户型课以重税的同时，对城市居民实行减免税赋，扩大这个群体的消费力。要知道，只有民富才是真正的国强。
杨政文问：在高房价的现状下，中产阶层的形成遇到障碍。一个理性的社会，如果要培育中产阶层，房地产如何发挥作用？
牛 刀答：2003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五年，中国社会刚刚萌发和谐的迹象，传媒上开始注重一个新的名词：中产阶层。有的杂志专门针对这个新兴的越来越宠大的阶层而办，深圳当时出版了一本周刊叫《锋尚周刊》，其主打广告词就是：中产阶层的生意与生活;有的网站也为中产阶层而建，比方说和讯，主打广告词就是：中产阶层门户；有的楼盘、有的服装、有的会所、有的专卖店……都纷纷为中产阶层而建。那时，别克、广本、帕萨特三个品牌的轿车，就是中产阶层的特殊名片，他们品红酒、偿雪茄、打网球、吃皮萨……时刻在引领时尚消费的潮流，并受到全社会的注重和尊敬。于是，曾有经济学家预言，在中国GDP以每年10%以上的增幅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将每年新增中产阶层500万左右，5年以后，将达到占城市总人口30%的规模。也就是说，5年以后，一个20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将拥有中产阶层600万人。可是，三年过去了，那600多万中产阶层呢？
这三年，中国社会并没有象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走向和谐，而是坚决彻底地走向分化，其标志就是富豪越来越多，富豪榜年年升级，穷人也越来越穷，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市场的荒漠化。人们不仅没有看见新兴的中产阶层象潮水一样涌现，反而看到的是当时已是中产阶层的群体也一部分也成了房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每个月尽想着怎么向银行交付按揭款。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承受越来越昂贵的教育和医疗费用，必须承受越来越多的税，必须承受在政府垄断下的水电油气等生活必需品的轮番涨价，必须承受许许多多迎面而来的负担……
这么一个象征着社会进步与和谐，本该迅速兴起的宠大的社会阶层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当年曾被倡导的有着怎样时尚的内涵和形态的中产阶层，到处流溢的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经济发展的笃信，似乎在城市就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而今，他们消失在哪里呢？关于中国已经诞生中产阶层的欢呼声还犹在耳畔，鲜花还在盛开，掌声正在响起，就象一场盛大的时尚与资本的盛宴刚刚开席，那光彩照人的主人们便集体缺失了。这对中国城市来讲，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我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始终把视角放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主流人群身上，研究他们的动向和喜好，研究他们的智慧和才能，研究他们的机遇和发展，也研究他们的生活与消费。可现在，这一切的研究都产生不了成果。我热切的呼唤中国中产阶层浴火重生，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城市是最动感最时尚最富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的阶层，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中国城市需要中产阶层，需要他们的创新，需要他们的智慧，需要他们的奋斗，也需要他们的消费；年轻的白领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代创业的楷模，是梦想的再现；我们的时代需要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形成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合力。
我们看到，中产阶层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已过度资本化的一种批判，对腐朽势力的一种唾弃，也是对创造中国梦想的财富情结的耐心梳理。从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看，中产阶层已包含了对腐败与堕落的反抗，或者说是对超越小资的现代生活的一种设计和憧憬，并致力创建现代精神。然而，面对新兴的中产阶层，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为他们提供的不是任何新的政治权利，更不是帮助其完成资本的积累和对现存分配制度进行挑战，而是掠夺他们刚刚创建的一点财富，甚至掠夺了他们的未来。这一点是残酷而可怕的。
因此，中国中层阶层必须正视现实，坚定信念。中国历史发展的车轮，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中推动的，所有的资本只能顺应这种潮流。这场正在持续和发展的民族复兴的运动所要实现的，便是把边缘化的中国农民、底层化的中国青年和几近荒漠化的中产阶层全面塑造成新财富的创造者、新文化的倡导者和新道德的重建者。诚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物质化的时代，物质远胜于精神，所以，我们要克服一个“经济人”的无穷欲望，而要大力倡导经济伦理哲学，实现中国经济伦理化。
我们已经看到沉渣正在泛起，腐朽正在盛行，中国正在焦急地等待中产阶层浴火重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