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改开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外的粮食、食品、基础商品依赖度不断上升，作为南美两个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初级商品出产国——巴西和阿根廷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无论餐桌上还是经济活动中，这两个国家都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每到开饭的时候很可能都会体现出这种老朋友的亲切感。
但自从2015年之后，阿根廷的通胀就就不断恶化，2018年之后加速恶化，媒体报道说，阿根廷有40%的人群陷入了贫困化。然后就是去年底米莱当选为阿根廷总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现在看来，米莱对阿根廷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阿根廷已经看见了曙光。
这内在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哪？
2002年，阿根廷爆发了一场货币危机，导致阿根廷比索与美元锚定为1:1的货币局体系解体，到2002年8月，阿根廷里拉兑美元最低曾经跌到3.81:1。
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经济全球化达到了最高潮，对基础商品的进口需求急剧放大，作为主要基础商品输出国的阿根廷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阿根廷货币比索的币值也逐渐稳定了下来，利率也开始下降并逐渐稳定下来，虽然次贷危机的爆发严重冲击了阿根廷比索的价值，但这种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一直持续到了约2014年，参考下面的两张图。
经济快速发展，利率和通胀趋于稳定，社会会出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当然是加杠杆，这一点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阿根廷当然也不例外，下图是阿根廷家庭债务变化图，单位是美元，2002年至2018年间上涨了8倍多。
我在在2014年-2015年就多次说到，阿根廷在十年内很可能会换币，虽然这个预言已经成了乌龙，但在随后的十年中阿根廷货币比索确实出现了快速的贬值，阿根廷比索兑美元大约贬值了99%，兑黄金则贬值了99.5%以上。
之所以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判断，就在于南美国家有两个无法摆脱的社会问题：
第一，南美一直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这很可能与宗教和文化因素有关。
比如巴西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员的福利制度甚至超过欧洲，这说明权力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阿根廷与巴西的情形差不多。当权力、劳动同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或分割时，前者在分配过程中就会十分强势，就可以快速致富，这本质是对一般劳动者进行掠夺的过程，最终，就会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深度恶化。下图是2007年全球基尼指数地图，基尼指数越大、颜色越红说明贫富差距越严重，南美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另外就是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部分国家。
第二，近现代社会制度从英国起源，本质是自治体系。
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在16世纪之后都曾经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帝国，都曾经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但这些殖民地中却没有哪个国家最终成功发展成发达国家。唯有殖民帝国的后来者——英国的部分殖民地最终发展成了发达国家，比如非洲的南非、津巴布韦在英国统治时期都迈入了发达国家的门槛，但现在的南非已经是物是人非，而1980年独立之后的津巴布韦已经沦落为贫困的代名词，亚洲的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明星，这其中最大的差别很可能就是英国的自治精神。
英国的《大宪章》是英格兰国王约翰最初在1215年订立的政治性授权文件，地方和社区自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很多条文今天依旧在执行，所以，自治精神是英国的文化传统。
一说到自治，人们就会想到自己的事情由自己做主，这是自己的权力，包括投票权等，但往往会忽视责任，最核心的责任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救助机制。富人和中产热心于通过教会组织、社会机构来救助贫困阶层，并将这些当成是自己的责任，由于穷人有了托底，社会就可以保持稳定，整个社会或社区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实现自己治理自己，自己的事情也由自己做主，这就是自治精神。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救助机制，穷人就会遇到生存危机，就会导致社会动荡然后分裂，也就无法实现自治。
当社区和社会实现了自治之后，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整体，才有能力制衡政府权力的扩张冲动，政府的“手”就缩短了，民众可以对行政权力形成制衡，这就是近现代社会制度。
但南美国家虽然建立了近现代的社会制度，但并未建立起真正的自治制度，就成为徒有其表。既然社会的自我救助机制薄弱，救助贫困阶层的责任就会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政府的身上，既然政府要承担救助社会的职责，政府自己又不能创造任何财富，政府就只能扩权，就会形成左翼大政府，所以，主张大政府的左翼在南美一直处于十分强势的地位。
政府的收入来源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是税收，第二是印钞，这是借内债，第三是借外债。当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由于权力也可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贫富差距就会加速恶化，社会开始加速两极分化，需要救助的人群就会越来越庞大，左翼政党需要不断扩大支出来救济贫困阶层，同时也需要收买选民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这实际就是政府扩权的过程。可在选举制度下加税的难度是很高的，也很难在国会通过，此时，政府就只能加大借贷的力度，这就让政府的债务规模开始快速扩张。
到了2014年，随着债务的不断积累，阿根廷政府再次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本国货币就会加速贬值，通胀就会加速上升，此时政府的支出就会因通胀上升而被动上升，货币贬值导致偿还外债的能力日益下降，还需要继续加大对社会进行补助的力度，政府就只能借更多的债，这就会让债务危机像噩梦一样长期缠绕着阿根廷，通胀开始螺旋式上升，货币开始螺旋式贬值，这就是2014年之后阿根廷所运行的轨迹。
从2014年开始，阿根廷就已经注定了今天的结局，这是由其宗教文化特点、社会特征决定的，也是阿根廷不断哭泣之源。
为什么阿根廷可以力挽狂澜选出米莱这样的总统？为什么米莱的改革可以获得初步的成功？
阿根廷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通过大政府不断扩张债务来维持福利的模式是难以为继的，绝大多数阿根廷人当然看得到这一点。可通胀尚未严重恶化之时，人们就乐于躺在政府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之上，这是人性决定的。但在过去两年，阿根廷的通胀率已经越过100%，政府越提供福利，货币贬值的速度就会越快，贫困化越加剧，人们终于开始接受现实，开始接受变革，让米莱赢得大选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难道前些年米莱就不能登上舞台吗？难。
在任何社会，债务都主要属于中下阶层，而富人的负债是比较低的。富人有足够的财力和空间控制自己的负债率，而穷人是基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最主要是居住需求进行举债，就很难合理控制自己的负债率，在这一点上，以美国为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一样。
2018年是阿根廷居民负债最高的时期，换句话说是中下阶层债务压力最沉重的时候，如果米莱在当时上台并取消大部分社会福利并实施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会将中下阶层的很多家庭集体推入生存危机之中，阿根廷会爆发暴乱。而且没有经历高通胀的洗劫，人们就更愿意躺在大政府建立的福利体制之上，就不愿意接受剧烈的社会变革，也就不会将选票投给米莱这样的候选人。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米莱即不可能当选总统，即便当选也很难推行紧缩措施。
但经过过去五年的高通胀之后已经截然不同，从上图可见，经过阿根廷比索的高速贬值，阿根廷社会的债务压力已经大幅下降。这是可以理解的，假设一个家庭的负债是1万比索，2018年的收入是2000比索，家庭债务压力就很大，但2018年至2023年间阿根廷里拉贬值了95%，随着通胀的上涨工资总会提高的，如果2023年的家庭收入达到了1万比索甚至更多，但债务总额是不变的，债务压力就大幅下降了，就可以忍受紧缩的政策。
之所以米莱上台之后立即将阿根廷比索一次性贬值超过50%，从比索兑美元360:1直接贬值到800:1，也是为了降低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让家庭有能力抵抗自己推行的货币和财政紧缩措施，避免形成社会危机。
米莱的改革已经显现成效。
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变国库空虚、本国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政府财政赤字、大举向外举债等负面政治遗产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将阿根廷中央政府各大“部委”从24个削减到9个，大幅削减了很多领域内的政府补贴等。不仅政府实现了财政盈余，而且让国库的外汇存款从赤字直接来到了300亿美元！这可是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
当实现了财政盈余和国库外汇存款的巨额盈余之后，阿根廷就不再需要依靠借贷过日子，就摆脱了债务危机反复发作、货币不断螺旋式贬值和通胀不断螺旋式上升的魔鬼循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就可以告别不堪回首的灰暗日子。
目前，阿根廷基准利率已经从去年10月的133%下降到50%，很多商品的价格已经开始回落，这意味着物价即将开始收缩。有阿根廷机构计算，最近两三个月内阿根廷比索的实际购买力上升了20%左右，这意味着人们开始从高通胀的恐惧中解脱出来，逐渐回归稳定的正常生活。
米莱的改革正在改变着阿根廷。
最终，要彻底重塑阿根廷，就必须消除已经在阿根廷存在的既得利益阶层，解决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遏制贫富差距的快速恶化，避免重返政府不断扩权之路，这就是过去八十多年中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即左翼不断壮大并最终失去制衡的温床，也是导致阿根廷不断哭泣的原因。同时还要建立起真正的自治体系，只有社区和社会实现了自治，才有能力制衡政府权力无时不在的扩张冲动，才能避免庇隆主义的再次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