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中日都是闭关锁国的国家。
1840年至1842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最终中英双方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的条款包括: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中国海关无权自主；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等，这就意味着清朝被动打开了国门。
由于清朝只是被动打开国门，也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未威胁到清朝的生存，再加上1851年至186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让大半个清朝处于战乱之中，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这就决定当时国门的开放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也是非常被动的。
1856年至1860年又爆发了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清廷对开放国门的态度。在英法攻占北京的过程中，八里桥战役是最重要的一场战役，联军参战兵力是8000人，阵亡5人，伤40多人，清军参战兵力是5-6万人，有3万骑兵，结局是清军战败并死伤无数，僧格林沁统帅的清朝最精锐的骑兵全军覆灭，面对这样的局势咸丰皇帝只能狼狈逃往承德，这时的大清已经命悬一线。
这给清廷带来的冲击是十分剧烈的，一些人看到了清朝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在生死存亡面前，清廷开始主动选择对外开放，这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目的是学习洋人的技术来抵御洋人，让大清朝可以万岁万万岁，这就是1861年至1895年的洋务运动。
从此，清朝开始主动参与到19世纪中后期的全球化浪潮之中。
经过三十多年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之后，清朝的国力大幅提高，与海外的外交、军事、贸易联系大大增强，呈现的是蒸蒸日上的崛起之势。
再看日本，日本的国门也是被动打开的，参与19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的过程与清朝差不多。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江户湾，佩里带着时任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国书向江户幕府致意，最后双方于1854年签订《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必须开放下田与箱馆（今函馆市）两港口与美国通商，从此日本也被动打开了国门。
虽然日本的国门是被美国打开的，但打开国门之后的日本主动向西方学习政治、法律文化与科学技术，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经过大约30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之后，日本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跃升，成为亚洲强国之一，与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呈现的也是蒸蒸日上的崛起之势。
中日两国参与19世纪中后期的全球化，就给东亚的地缘政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在参与全球化之前，中日都是闭关锁国的国家，海岸线就是国境线，也是核心利益线，只要对方不进入自己的海岸线，就不会涉及到本国的核心利益或者说是主权利益。
但打开国门参与全球化之后，就要通过海上航线参与到国际政治与军事活动之中，海上贸易也已经成为两国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甚至海上贸易的繁荣程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的综合国力。任何一方如果断绝了海上往来，就无法参与国际交流，也得不到欧美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强大的阻滞，这显然是无法忍受的。
也就是说，海上利益开始成为中日的核心利益或者就是主权利益，这是参与全球化之后给中日两国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中日两国都将核心利益或主权利益延伸到海上之后，基于双方的地理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中日在海上爆发了核心利益和主权利益的重叠与冲突，东海、黄海、日本海、台湾岛的内外海都成为中日冲突的海域。在隋唐时期，日本就学习中国，日本可以看做是隋唐时期中国的一个复制品，这就让日本和清朝在文化上都属于朝贡体系，思维方式有很强的相似性，双方又都处于崛起之势，谁都不肯向对方低头，结果一场海战就成为两国之间的决战，这是典型的国运之战。
对于当时的清朝与日本来说，要进行海上决战就必须进行陆地决战。
朝鲜当时是清朝的藩属国，这就让清朝可以通过朝鲜半岛拱卫黄海和渤海，还可以威慑日本海，通过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对马海峡还可以直接威慑日本列岛，所以中日之间的海上争夺就延伸到了陆地——主要是朝鲜半岛，让甲午海战成为了甲午战争。
最终，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藩属国，清朝将台湾和澎湖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也控制了相关海域，这就是清朝与日本核心利益和主权利益在海上重叠和冲突的结果。
经过这场战争之后，清朝的核心利益线和主权利益线又只能回缩到海岸线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传统和历史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前三十年，虽然有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蜜月期，但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文化、军事、经贸交流并不太多，海岸线基本就是自己的核心利益线和主权线，这种状况就是历史的延续。所以，前三十年的中国主要发展的是近海海军，这既有实力的原因也是由当时的核心利益和主权利益所决定。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与国际的政治、军事、外交、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国家，海上利益再次成为中国的经济核心利益和主权核心利益，利益线再次扩张到海上。所以，从本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蓝海海军，海军开始走向太平洋和世界各大洋，目的就是要守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主权利益，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综合实力所决定的。
日本同样如此，在战后就开始了迅速崛起的进程，长期都是全球的贸易大国之一，海上利益一致都是日本的核心利益和主权利益，不必赘述。由于日本本土是能源和原材料十分匮乏的国家，对海上贸易航线的依赖性更强，让海洋利益成为生死攸关。
中日两国的核心利益和主权利益再次扩张到海上之后，就再次面临重叠与冲突。
但今日的形势比19世纪90年代又有了明显的不同。
第一，19世纪90年代，朝鲜还是清朝的藩属国，但现在的朝鲜和韩国都已经是主权国家，他们在中日之间会有所偏向，但很可能不会彻底倒向任何一方，避免自己成为攻击的目标。所以，只要朝韩之间不爆发直接冲突，朝鲜半岛就很难成为战场，中日双方都很难通过朝鲜半岛来控制黄海、渤海和日本海，这也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局面。
第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基于台湾内外海的重要性，依旧是未来争夺的焦点所在。所以有个别日本政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荒谬言论，但也反应了他们内心的想法。
第三，南海海域的重要性空前提升。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全球化中，中日两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出口贸易在本国经济中的作用，都还处于比较初级的水平，在世界版图上的地位也不高。在当时的情形下南海的重要性有限，两国的海军很可能也无力争夺并控制南海。
但经过本次全球化之后，中日两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空前提高，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地位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资源进口和商品出口在本国经济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基于南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就让南海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同时，经过工业化之后，中日两国也都有实力争夺南海。
或许可以这么说，南海复杂的岛链就像是中日脖子上的绳索。
据2017年的统计，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要通过南海。中国的石油进口依赖度超过70%，日韩的石油进口依赖度接近100%。中国80%的能源进口需要经过南海，日韩90%以上的进口石油需要经过南海，台湾地区更有高达98%的进口石油船只要通过南海海域，南海还是中国、日本、韩国与南亚、西亚、非洲、欧洲和美洲进行贸易活动的航道，是中日的海上生命线。一旦南海被对方控制甚至封锁，本国的工业体系就会基本陷入瘫痪，国家也会几近瘫痪。
所以，南海注定是主战场，南海的争夺成为国运之战。
现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已经签订了一系列的军事协议，各方不断进行军演，2024年4月19日，印度开始向菲律宾交付“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日美等国似乎已经开始在南海摆开了战场。
亚洲或印太的争夺，最终是中日争夺。经过本次全球化之后，中日两国对外能源和贸易的依存度空前提高，核心利益和主权利益向海上延伸的也更远，这种局势远非19世纪末期可比，决定中日的竞争更加剧烈。谁控制了南海、台海、东海海域，谁控制了巴士海峡和宫古海峡，谁就掌握了自己的国运，基于等级和赢家通吃的文化基因，中日两国又不可能向对方俯首称臣，这意味着一场南海——台海——东海海域的海上争夺就很难避免。
这场战争一旦打响，就是又一场国运之战！今天的亚太已经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世界主要国家很可能都会卷入，最终，区域战争就可能外溢成一场世界大战。
最后要说，在唐朝、元朝、明朝、清朝时期，为争夺东亚以及相关海域的主导权，日本与大陆之间就爆发了多次战争。今天该是坐下来总结历史得失的时候，如果中日两国可以改变赢家通吃的思维模式，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各自的核心利益诉求，谁都不必向对方低头，就可以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才是中日两国人民的福音。
中日之间，应该体现时代的智慧，不应该穿新鞋走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