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你提出，由于发展的道理同发展的伦理不对称，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陈浩武：是的。
大家知道，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话，30多年来，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圭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不可否认，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能够保持百分之九,甚至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长，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
古人有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是，只强调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一面，只强调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而忽略了经济发展的伦理性,也会有大问题。
什么是发展的伦理？我觉得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协调性，即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保护，环境和资源可以承受的前提之下，经济的发展不能以毁灭环境为代价；
第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要人为基本的目标，要尊重人，尊重劳动者。人是发展的主体，人的权利的完善是发展的目标；
第三：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要体现公平正义，即经济发展成果要为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国家要通过调节分配制度，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均衡，不能使贫富差距过大。
今天，之所以要提出发展的伦理，注意分配不公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要警惕发展的正义性去压倒发展的伦理。发展的伦理是什么？核心就是社会公平。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陈浩武：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发展导致环境严重破坏。大家有目共睹的，北方的雾霾对民众的生活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据官方公布的信息，中国雾霾覆盖面积达到247万平方公里，沿海和中东部地区基本陷入雾霾污染。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已经到了危及国人生存的地步。我们知道，水，空气，土壤，这三者是人类生存的基座，如果这个基座被破坏，我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贫富差别迅速扩大。反映贫富差距的社会学指标“基尼系数”，近年来急剧上升。1978年是0.31，2000年就上升到0.417。国际社会认为，0.4就是红线，是危机信号。2006年再上升到0.496，接近0.5！现在的情况更为严重。显然，从这些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已经有很大的问题。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先确立公平理念
记者：您评价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应归结于政府掌握了全部的资源。而将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如何改革才能更有利于社会公平？
陈浩武：我在很多场合都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上个月在台湾大学，有机会和研究生班的学生交流时，我也提醒他们，你们要观察中国30多年的经济迅速发展，有五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中国大陆现行的土地制度；第二，户籍制度；第三，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第四，市县际区域竞争；第五，极权式的政治结构。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市长或者书记，为了引进一个重大外资项目，或者要做一个重大投资，他可以把银行行长，土地局长，工商局长，国税地税局长，公安局长等等召集在一起开会，明确分工。银行负责贷款，土地部门负责征地，财政负责减税，工商负责企业登记。这样的局面，在中国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奇怪，因为“党领导一切”！但是在民主政体的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是私有的，贷不贷？贷给谁？别人自己决定，你省长市长凭什么要我贷款？别人土地都是私有的，房子是私有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你凭什么要我 拆迁？公安局更没有义务派警察去吓唬那些拆迁的“钉子户”，那是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中国有一个成功的秘密，或者说有一个奇迹的话，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大一统的政府控制了所有的资源。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成功归成功，问题归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也和这种政府掌握几乎所有的资源有关。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必然会导致弱势社会。我们现在的社会公平之所以丧失，就是因为政府太强而民间太弱。社会财富的分配，政府占有太多而民间占有太少，资本占有太多而劳动掌握太少量。社会危机又往往因分配不公而引起。
记者：这样的改革该怎么理解？
陈浩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立社会公平的分配理念。然后从一次分配到二次分配，两次调节，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具体讲：
一次分配调整，当前的政策关键是减税。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减税。我认为，中国现在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应该是减税。之所以强调减税，是因为中国税负太重，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太重。我曾经去调查过中小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企业的利润已经非常薄，再加上沉重的税收，让他们苦不堪言。2012年，全国中小企业交税3.8万亿。完全可以减掉一半！但关键是，政府收取税收以后，又不把收取的税收利用在社会福利上。
据了解，中央“八项规定”以后，各级政府官员大吃大喝减少了，所以，财政部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增加五六万亿，财政账上这么多剩余资金，表明财政预算相对宽松，这应该是减税的大好时机，也具备了减税的能力和条件，这个时候，应该坚决减税，同时，调整财政预算，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整治官僚阶层乱花纳税人的钱问题。
二次分配调整，当前的关键是发展社会公共福利
中国不仅税负重，关键是政府收取税收以后，又不把收取的税收利用在社会福利上。西方关于税收有个基本原则，即“税收对应福利”。所有的税收，都是为了社会福利。
三十多年来，我国以9%—10%的GDP速度迅速成长，经济总量也在不断的攀升，但是普通老百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其实不多。老百姓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相关的社会福利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据财政部的资料：2007年政府直接用于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的开支，总共6000亿元，仅仅为全年GDP的百分之2.4,人均461元。而同期美国的这几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人均5000美元。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几项福利，现在都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和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福利的极低水平相对应的是，政府占有太多的财富。还是说2007年，这一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达到5.1万亿，占 的百分之二十一，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当于12.3亿农民的纯收入。就是说，政府要相当于这么多的人才能供养！
记者：分配制度又该如何改革？
陈浩武：刚才我强调的两点，一次分配改革税收制度，二次分配建立社会福利体系，说到底，就是要管住政府的两只手：一只是政府从老百姓这里拿钱的手，另外一只是政府花钱的手，只有管住政府的这两只手，让他不乱征税，而且预算透明，不乱花钱，不是胡吃海喝，不是乱建面子工程。这就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切入点
资源垄断会伤害到社会公平和风气
记者：您觉得垄断对社会公平有什么危害？
陈浩武：“国进民退”对社会公平有极大的危害。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很多基础性的资源。这种垄断会损害社会公平，还会损害社会风气。因为垄断的存在，就必然导致权力的寻租。国有企业垄断了基础性资源，垄断了上游产业，那么其他产业，民营企业，只有依靠这些基础性企业，上游企业来释放盈利机会，这就会形成对上游企业的依附性。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说明，这是导致权力寻租，权力和资本勾结和贪污腐败的温床，形成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如果继续这样存在下去，那么必然会严重的败坏社会风气。
我再举一个例子，空气污染的问题。雾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很多调查都指出，雾霾的严重，和中国的石油制品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中石油中石化提供的汽油柴油，质量太差。中石油和中石化作为垄断企业，提供这种有问题的油品，价格还奇贵，但是老百姓连一点问责的权利都没有。这就说明了垄断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权力。
记者：权力垄断和分配不公有什么关系？
陈浩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效率的确提高了。但是，效率上去了，公平却失去了。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大家最痛心的就是极少数的人控制着这个财富，从而也导致了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公平的丧失。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庞大的财富又不是通过他们辛勤劳动换来的，也不是聪明才智，更不是科技发明所得，而是依赖政策，依赖政治给他们的权利所得，这是大家现在最不能接受的问题。
如今，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怎么样进行改革才可能达到社会公平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制度改革。你们在那里大鱼大肉的吃喝，老百姓在那里受苦，所以这个制度改革应该是财税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要解决公平的问题，要让财富流到民间，要藏富于民，然后第二次改革的时候，要把财政支出重点放在教育、医疗、养老、保健这些民间的基本福利上。我们的财政要从建设性财政转向提供公共福利财政上。其次是土地政策要改革。再次就是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改革，不改革中国的社会就会很危险。前面我讲过，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特别是主动改革，才是化解社会危机的最好办法。
分配不公会引发社会危机
记者：也就是说分配不公会引发社会危机？
陈浩武：是的。社会变革有两种方式。
由领导集团主导的社会改革，或者说由执政者来主导的变革，我们可以称为社会改良。还有一种是由非统治者来主导的，由民间的、社会自发力量来主导的，或者由于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所造成的行为，我们称为革命。现在，社会改良在进行，但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革命的因素也在增长。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因为你手上有财富了，所以你一定是希望这个社会稳定一些。反过来，那些没有恒产的人就不见得。比如说在前年那场中日矛盾的游行中，有些地方的商场就被抢、被砸，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呢？这是谁去做的？所以，未来这个社会他会有以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去变动，也是人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希望这个社会是在一个良性的、有序的、通过变革的方式在可控的范围内达到社会转型。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