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实现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
2014年12月19日
●尊重经济规律，顺应经济增长的态势，不要过度阻止经济速度的调整。在顺增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经济风险，因此要做好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工作，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当前比较紧迫而重要的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推进这些改革要采取合理的改革方式，一方面要搞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调动基层各个方面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
新常态是近来颇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新常态的解释也有许多，解读新常态，厘清新常态的诸多问题，对于我们迈向新常态，实现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常态需从四个方面理解
顾名思义，新常态是一个新的、与过去不完全一样的状态，“常态”是指经常的状态，是相对稳定的状态。具体来说，可以从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质量和制度环境四个方面来理解新常态。
首先，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速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今后的中高速增长。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了9.8%左右的高速增长，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2015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保持6%—8%的中高速增长，根据笔者的分析，2020年到2030年可能只有4%—6%的低速增长，2030年以后将降为2%—4%的低速增长。为什么2030年以后只有2%—4%的低速增长？因为届时我国也已成为发达国家，大家看到,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能达到2%-4%就不错了。为什么未来几十年是一个逐步下台阶的过程呢？原因如下：一方面，是基数效应的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么一个大的基数上再增长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未来经济增长要受到四个方面的约束：一是人口的约束，人口红利减少了，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了，“刘易斯拐点”到来了，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了；二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部分地区的雾霾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资源环境的约束下，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来实现高速增长；三是刺激政策效应下降的约束，即通过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过去多年我们通过凯恩斯式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显然今后难以再实施那么多的强刺激了；四是国际环境的约束，在以往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敞开怀抱欢迎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但当中国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老二后，国际环境显得更严峻了。
其次，从经济结构来看，新常态是指经济结构将逐步优化。主要表现在：从过去以工业为主的结构转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结构，从以低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结构转为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结构，从“三高”行业占比较高的结构转为“三高”产业占比较低的结构。同时，财富分配从国富转向民富，从少数垄断行业富裕转向多数行业共同富裕，从少数人暴富转向多数人共同富裕。总之，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是现代服务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居民收入为主导的结构。
第三，从经济质量来看，新常态意味着经济质量的提高。从过去以“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发展，转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不断提高。同时，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要由原来主要依靠“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今后更多地依靠“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制度变革就是改革，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要素升级是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信息化等。这三个方面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三个方面，简单说就是改革、转型、创新。
第四，从经济制度环境来看，新常态意味着制度环境的新变化。具体表现在：政府要简政放权，从原来的权力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型政府转向社会型政府；市场要由原来的初级市场经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甚至带有某种权贵性质的市场经济，转为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企业结构也要从原来主要依靠公有制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非公有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权力结构由原来的人治，转向现代法治，实施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
目前，中国经济还不是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更准确的判断是：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新一轮改革启动期四期叠加的时期。真正的新常态应该在经济底部已经探明、经济泡沫问题基本解决、新的增长点开始形成、改革红利开始集中释放、经济开始出现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状况后，才会真正出现。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
短期向新常态过渡需采取的对策
从短期看，向新常态平稳过渡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一是顺增长，控风险。顺增长也就是要尊重经济规律，顺应经济增长的态势，不要过度阻止经济速度的调整。在顺增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经济风险，因此要做好防范、控制和化解风险的工作，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二是去产能，挤泡沫。产能过剩问题不可能悄然化于无形，包括产能过剩、高房价、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在内的经济泡沫不可能只通过改革、转型、创新就轻易解决，改革、转型、创新主要可解决培育新增长点的问题，至于淘汰产能过剩、化解经济泡沫还需要通过其他办法来解决。在去产能、挤泡沫的过程中，风险难以避免。有了风险怎么办？回避不是办法，往后拖延也不是办法，只有勇敢地面对，积极化解，才是正途。化解的一个重要办法是释放风险，而非捂住风险。释放风险需要技巧，并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三是守底线，稳社会。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底线意识，要将最坏的情况想好，提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尽可能将各种矛盾和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长期对策：三个推进
从长期看，向新常态平稳过渡也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其中，当前比较紧迫而重要的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推进这些改革要采取合理的改革方式，一方面要搞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调动基层各个方面的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推进七大经济转型。一是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资源能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向今后主要依靠技术、人才、信息这些高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转型。二是排放结构的转型，即增加氧气、水蒸气等好的排放，减少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不好的排放，途径是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三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包括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或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产业信息化等九个方面。四是区域结构的转型，包括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或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三个方面。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型，涉及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由原来主要依靠“三架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型；另一个层面是需求结构内部的转型，包括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型。六是财富分配结构的转型，包括由原来主要强调国富向主要强调民富转型，由原来主要是少部分垄断行业致富向更多行业共同致富转型，由原来少部分人富裕向更多人共同富裕转型。七是发展目标结构的转型，包括由原来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强国包括科技、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的强大，而不仅是GDP的数量多），由原来主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向主要追求无形财富和有形财富的共同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向主要追求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转型。
第三，推进全面创新。全面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含服务创新）、模式创新等内容。观念创新主要解决思想的建设问题，培育全民的创新意识。技术创新必须落实到产品和工艺创新层面，而不是制造很多华而不实的“科研成果”。管理创新包括管理手段的创新、管理内容的创新和管理服务的创新等。模式创新主要指发展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总之，全面实施创新驱动，通过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长期对策主要是改革、转型、创新三个方面，它们对应着前述经济增长动力的“三大发动机”，也对应着本人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的三个方面：“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只有采取这些长期对策，同时结合短期对策，才能顺利实现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才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