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改变，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当我们举国上下磨拳擦掌准备亦步亦趋地做着“美国式乡村都市或都市乡村梦”的时候，美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回归市中心运动。
财新传媒副主编高昱新作《美国城市从死到生的轮回——旅美札记35》（发表于“腾讯·大家”2015年1月6日）写道：
“1950年代，美国梦就是在郊区拥有一幢自己的HOUSE。到1970年代，美国城市的郊区人口超过城区人口。而城市逐渐空心化，白天市中心是商务区，到了晚上人们下班回返郊区，市中心就成了‘鬼城’。
“美国白领阶层聚居的郊区又组成了围绕大城市的一个个卫星城，最后构成了‘大都会地区’（metropolitan）。1970年代后，大都市区逐步成为全美社会生活的主体。有数据显示，到1990年，大都市区数量上升到268个，人口达到2亿，占全美总人口的80%；其中，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发展尤其快，到1990年时，已经有1.3亿以上人口居住在40个大型大都市区，占全美总人口的五成以上。这被认为是美国城市化自1920年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1970年郊区人口超过中心城市人口后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1990年后，一直到现在，美国人口迁移又出现了新的趋向。1950年代搬到郊区的那些家庭的孩子们成家立业，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不同，又开始愿意住在城市中。一个新的富有的阶层，比如医生、律师、经理等专业人士，重新返回了城市，因为他们的工作在那里，或者他们更喜欢城市提供的机会。”
不能取孤证哦，那就再来一个例子。2014年3月27日环球网的报道《芝加哥市区发展强劲
据报道，自2011年起拉姆•伊曼纽尔(Rahm
城市是向中心化还是郊区化发展，决定因素有很多，最顽强的是集聚效应，高密度聚集大幅度降低时间、经济等成本，大幅度提高规模效应。这是经济社会内在规律的最大决定因素。比起城市中心的生活来说，郊区生活无论从车耗、房屋能耗还是时间消耗等成本上看，都要远高于市区。虽然房价可能低一些，但中心城区可以采取小户型小套型等办法加以抵销，而且大HOUSE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大耗死”，从购房总价、物业、取暖、照明、修理等费用以及平时保养与清洁等各方面，都会“大大地把人耗死”。其次的影响因素有治安、教育、人才、人口生育状况和家庭结构、交通因素等。治安因素因为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安全感问题，有可能“喧宾夺主”超越集聚效应反过来成为决定因素。美国历史上的城市郊区化和南非经济首都约翰内斯堡的中心空城化，首要因素都跟当时的治安状况直接相关。
美国历史上的郊区化还有家庭人口多、喜欢大房子；郊区中产和富人阶层交得起更多房产税、因而养得起更好的教育等诸多原因。环球网的报道指出，目前学校也还是普通居民在选择城市或郊区居住时的重要因素。伊曼纽尔透露，目前芝加哥学校毕业率已由十年前的55%上升至80%，预计未来五年内将逐步稳定，步入正轨；且芝加哥开展有全国最大的国际文凭课程，美国前五所公立高中有四所位于芝加哥。伊曼纽尔认为，如今美国家庭郊区居住成本节节升高，如果城市能够提供优秀的公立学校，则将有更多的父母会放弃在郊区居住，而选择留在城市。
我的孩子到芝加哥求学，第一个寒假回来，从机场到家的路上感受是：北京的房子又矮又疏，芝加哥市里的房子又高又密。芝加哥被评为美国发展最均衡的经济体，芝加哥都市区新增的企业数一直位居美国第一位，被誉为“摩天大楼的故乡”。
英国伦敦的发展历史，在当代世界城市化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2015年1月7日，英国首都伦敦的人口首次超过1939年860万的最高峰。1939年，伦敦人口大增，成为继美国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城市。但随之而来的大伦敦计划（Greater
该规划满足了人们“花园城市”的幻想，也带来了高房价等诸多问题。欧盟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席、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罗宾·汤普森几年前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伦敦“现有的城市区域内，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占用已受到限制，城市绿带和其他绿色空间又不能侵蚀，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规划使收益最大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使伦敦成为一个人口更加密集、土地利用程度更高的城市。”“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将新镇作为城市疏散的一种重要形式，多是按照‘花园城市’的模式兴建，还成立了专门的负责机构。但是，大多拘泥于机械的、呆板的模式而平地兴起、单独新建的城镇，均出现了政治、社会、就业等多重问题，如青少年的无所事事、吸毒等等。前段时间，伦敦停止了新镇的建设。目前的规划在考虑大伦敦区域内的‘点’状发展时，我们有必要反思新镇的教训。”他特别提醒中国的城市发展“在快速发展进程中，有被道路建设所左右的危险，像西方一些城市那样，让私人小汽车毁灭了你们的城市。”要“使轻轨交通系统成为一种大流量出勤的特别有效的方式。”
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是先有人才再有产业。美国很多城市的发展就是先有大学再有城市。芝加哥的今天仍然如此。正是由于芝加哥13所高等大学及研究机构能为各大企业输送人才，才吸引了众多发展稳定、前景良好的巨头企业迁入芝加哥。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就非常偏爱芝加哥大学生物医学中心的人才。但中国的情况往往正相反，各级政府不是致力于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然后让他们自由创造出各种产业和就业机会，而是政府建各种工业园产业园，再试图吸引人才、成就城市。如此拼硬实力不拼软实力、筑巢引凤的结果，是大量的巢筑好了，不仅凤凰不来，连野鸡都不来，变成空巢或鸟巢。这种工业时代的城市建设逻辑已经远远落后于互联网、知识经济和服务业时代的要求。
今日中国的一切客观因素，几乎都指向城市中心化发展而不是郊区化发展：汽车和汽油都比美国贵；交通比美国拥堵；治安状况，城市中心和中心城市远好于郊区、农村和小城镇；优质医疗、教育等资源也都集中在市中心；计划生育导致家庭人口减少，就像城堡退出市场一样，郊区大别墅越来越成为半截子入土的“别野”（有钱也别任性，买完你就后悔）。
我们的一切客观因素都指向中心化发展，但我们落后的理念和政策却不遗余力地把人往郊区赶，真可谓无知无畏南辕北辙，与规律大战风车！大家口头上都在说产城融合，事实上的规划却不断降低城市中心的建筑容积率，把居住、工作、消费分开，把人往城外赶；大城市中心不断拆除旧民居和民用生活市场，以图达到赶人的目的；中小城市通过学校搬迁逼人到行政力量人为打造的新城区购房居住，大城市则设置高门槛不让孩子上学，以试图逼迫更多人离开城市。但是中国已经有几千万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他们的家庭早就“妻离子散”了，还怕多几万几十万“妻离子散”吗？人们该到哪里还要到哪里去谋生就业！
由于在规划过程中过度追求中心城区低容积率和城市功能单一等原因，导致公司追求积聚规模与效率的要求与职工的居住需求形成尖锐的撕裂和矛盾——大部分公司只能聚集在城市中心，但大部分人只能居住在城市郊区，由此导致的就是大量生命时间和汽车尾气污染不断排泄在单位和家庭之间的路上这么一种畸形恶果。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城市理念和它的副产品——城市规划理念都要来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与重构。今天的理念和政策，会给未来带来巨大的麻烦和损失，也势必被推倒重来。只是这样的代价未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