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三五规划》会适当降低GDP增速，把硬性的增长指标改为弹性的预测值，这就是新常态。按照中央释放的消息与官方研究机构的报告，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7%-7.5%目标基本定型，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7%则是常态的增长速度。事实上，根本不用担心GDP增速下降,实际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高，GDP增速下降0.1-0.5个百分点，不影响GDP增长7%。因为“7%”的GDP增速统计(不包括中国农民盖房子、不包括保姆工资收入，而民营经济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与国有经济的央企、国企、港企、国外企业，通常会避税，少报实际营业额与利润收入)。GDP的统计方法一般有三种即按收入法统计、按生产法统计和按支出法统计。我国主要的统计方法是按生产法统计其中还夹杂着少量的按收入法统计。理论上，不同的方法计算出来的GDP总值差别不大，导致GDP水分大的原因不是方法问题，是人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与整个行政体制和统计体制有关。因此，从GDP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不难看出，GDP是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从高速逐步回落常态，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所谓常态增长也会达到7%，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确实尚未完成。当然，回落必须是平稳的，不能陡然下跌，更何况我们还可以用制度创造的红利弥补逐渐丧失的“人口红利”和外需不足。其实，在一个新的制度下，可以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教育也会使人力资源获得一个增加值。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中国经济仍然可能以7%的速度增长。中国面对的问题包括三个层面：政策、结构和体制。政策问题应该进行政策调整；结构问题要进行“再平衡”，而体制性问题则要进行制度改革。中国确实应该进行全面改革，但全面改革也需要有突破口。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法治突破，那么经济改革要从政府职能入手，把财政、税收、价格作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因为财政、税收、价格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公共资源，也是政府应对经济周波、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政策工具。如果这些方面改革启动，就会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从一个管制、主导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为提供有形和无形的公共产品的政府。
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赖以生存的一些基础性因素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供给面看，人口红利的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城镇化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拐点.从需求方面看，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使全球经济从“黄金的十年”跌入“衰退的十年”，全球“再平衡”，包括政府的“国际收支平衡”，银行、企业、家庭的“去杠杆化”，都对外部需求形成制约。因此，中国原有的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在逐步失去外部因素支持的同时，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内生问题到了难以承载的程度。主要表现为：第一，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之间差距拉大。第二，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垄断、价格管制、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错配、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设租、寻租和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2012年公布的超过20万亿人民币投资计划，让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强。与2012年7万亿投资、2013年-2014年超过10万亿投资、2015年7万亿基建投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强化,这是中国政府主导体制的必然结果。这种体制有一种内在动力，在理念上有吸引力，与激励机制有关。未来必须是市场机制，首先是价格问题。其次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即使说以前那种类似“东亚模式”的做法有其合理性，现在也已经难以为继，应该改变了。“东亚模式”的特征主要是政府主导，通过税收、货币价格的管制发展有前景的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东亚模式”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暴露了其内生的问题：一是扭曲价格导致资源错配；二是政府主导产生官商勾结，最为严重的是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宣告了“东亚模式”的终结，东亚国家先后实现了转型。而在中国，这仍是一个有待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内生问题日益显现，而且趋向尖锐化，其根源就在于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逐步强化、制度化，而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法治建设不力。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内生问题不断凸显，标志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和“新时期”的来临。
“新时期”在外部基础性因素变化和内生问题的显现的情况下，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在“新时期”，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市场体制。市场机制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市场起到资源配置决定作用。但市场价格和自由交易体系需要法治和民主宪政、产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等制度基础设施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有待推进，而政治、社会、法治的全面改革更是不可逾越。改革可以激发出新的增长动力吗？如果没有把握，那么宁肯继续现在的发展模式，因为毕竟远未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仍在继续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等因素，依然可以使中国保持7%增长速度。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呈现八大趋势，一是增速下行。二是结构单一。三是投资保增长。四是产能过剩。五是银子银行失控。六是地方债务超控。七是经济增长动力下降。2015年中国经济推动力，2020年前，依然是投资型与地方债务型及货币型增长引擎，即投资型（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产业投资）与地方债务型及消费型。目前“出口、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地方政府举债发展经济---传统的增长引擎没有全面熄火。《中国经济透视：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过渡——2015-2016年展望》研究报告业称，2015年，中国房地产的下滑将拖累经济，使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到6.8%，同时通缩压力增大使央行[微博]进一步降息，人民币小幅贬值。总体来说，经济增长硬着陆风险犹存。报告预计，2015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会以消化库存为主，因此新开工面积可能会再跌10%，给相关行业带来更大拖累。根据测算，房地产和建筑业产出增速每放缓10个百分点，对GDP增速的直接和间接拖累将达2.5至3个百分点。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自2008年中央4万亿刺激计划，到2009年中央2万亿投资计划，再到2010年4万亿投资计划，投资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法宝。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复7万亿投资计划、2012年国家发改委批复7万亿投资、2013年-2014年国务院批准超过10万亿投资、2015年7万亿投资、2016年中央3万亿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投资课题组认为，尽管“十二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将由“十一五”的24.7%下降到16.2%左右，不过“十二五”期间政府出资的预算内投资仍需要快速增长，其占整个投资的比重有望从4%上升到5.2%，约为9.57万亿元。加大投资主要是要加快偿还过去投资较慢的欠账。“十二五”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总额预计在7万亿元左右。同时，除了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外，全国铁路、公路、机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十二五”期间也将继续扩大。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建设客运专线1.6万公里以上。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测算，“十二五”铁路投资将需要3万亿元，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需要加快，2011-2020，需要投入3.05万亿元，其中1万亿需要政府出资。
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24.71万亿元，再创新高。普益财富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针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数量达28239款，较2011年上涨25.84%，而发行规模更是达到24.71万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45.44%。组合类投资产品为2012年25.84%的发行数量增幅贡献了绝大多数份额。2012年组合投资类产品发行量11226款，同比大增75.74%，较2011年增加4838款。《证券日报》记者翻阅此类产品说明书发现，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类资产、债权类资产、以及各类信托计划和资管产品是组合类产品的主要投资方向。组合类产品包含多个投资去向，模糊了产品类型，这就方便打银信、银证合作的“擦边球”。2012年银行理财市场，可以称作“组合年”。这是因为组合投资类产品不仅市场占比达到近4成，而且发行数量增幅更是达到了75.74%。
根据投资对象不同，理财产品可分为债券与货币市场类、信贷类、票据资产类、股权投资类、新股申购类、证券投资类（不含优先受益权型）、结构性产品、组合投资类及其他类产品。普益财富统计数据显示，在这八类产品中，有五类产品发行数量下降，而组合投资类产品和结构性产品增加却尤为显著，同比增幅分别达到75.74%和34.49%。2012年组合投资类产品发行量达到11226款，较2011年增加4838款。而去年所有个人理财产品的发行增量也不过约5800款，组合类产品的贡献超群。虽然有13847款产品投资于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约49%的占比仍然位居首位。但是组合类产品已经以39.75%的市场占有率紧随其后，相比于2011年的28.47%市场占比也是大幅攀升。
中国十年来已经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其实就是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个逻辑，因为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不但解决不了，而且发现麻烦越来越大，根本原因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个链条运转失灵：首先，世界经济整体下滑，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其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在上述因素联合挤压下，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也就是说，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者之间的链条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方向只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也逐渐由企业转向政府，投资来源就仰仗于地方政府负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到2010年年底已达10.7万亿元。将加重产能过剩局面。
预计“十二五”期间，国内贷款占整个投资的比重将从“十一五”的15.6%，下降到“十二五”的15%。自筹资金及其他投资资金的比例，有望从76.5%上升到77.4%。政府预算内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将从4%上升到5.2%，约为9.57万亿元。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最好占固定资产投资10%-15%的比例，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5%。但是，1994-2006年，中国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比重为6%，最高为8%。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6%，最高为3.8%。均未达到合理水平，逐年累积形成巨额投资欠账。1994年迄今，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欠账累计已接近7.5万亿元，如果按照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以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应当提高到6%以上的水平计算，该投资欠账则接近甚至超过10万亿元。
中国决策层有望大力推进基建投资，放松房地产政策，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拖累，但无法完全扭转内需疲弱的格局。2015年1月6日，中国国务院2014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人民币的七大类基础设施项目，其中2015年投资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2015年1月8日表示，是7万亿还是10万亿元，是媒体自己推算的，而具体投资额目前很难计算。将目前投资额与之前的4万亿相比，没有意义。”在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可能跌破7%的情形下，中国政府将在今年加快推进总投资额超过7万亿元的300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国务院去年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七大类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期限为2014年底至2016年。
目前，有关具体项目已下发至各地方政府，有些项目去年底已经开工。投资资金预计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银行贷款、国有企业，以及私营部门等。铁路投资预计会扮演重要角色。由于过去四年铁路方面的投资大大落后于十二五规划（2011年-2015年），2015年的铁路投资将超过1.1万亿元。2015年1月8日，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回应，7万亿基建投资不是强刺激。国家七大工程包目前推进的进展比较顺利，每个月都要开一次中央项目的协调推进会，今天下午要组织一个能源领域和交通领域的重大工程包推进的工作协调会。目前来看，很多项目已经开工建设，也有一些项目还在开展前期工作。关键一点，这不是新增的大量的财政投入来强刺激，而是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取向。是7万亿还是10万亿，是媒体自己推算的，而具体投资额目前很难计算。而且将目前投资额与之前的4万亿相比，没有意义。
今后5年中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42万亿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来源于社会资本。换句话说，往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财政。但随着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下滑，地方平台债务增加，社会资本参与大型项目的案例逐渐增多，目前山西、长沙、黑龙江等多地正着手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民间投资的各项“禁区”、“障区”将被不断打破。“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是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潜力，针对该领域的投资一旦相对不足，必然造成基础设施缺乏，构成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然而，由于机场、桥梁、隧道等大型基础设施为主的项目均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性，其投资方式也一直是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财政负担很重；为此，虽然基础设施投资的额度每年都有增长，但占总投资的比重依然很小，单一的融资模式严重影响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2012年年底，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2006年是30%多，2012年已下降到22%左右。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013年再次称，这一比重还在持续下降。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优先加强供水、供气、供热、电力、通信、防灾避险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随后，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2014-2019年）》，在表明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决心的同时，再次强调了推进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市场需求。随后，各地纷纷加大吸引社会资本的力度。数据显示，从2014年8月以来，四川、安徽、湖南等省市共推出31789.57亿元的投资项目，其中最多的就是基础设施项目，以四川第二批220个项目为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61个，总投资4024亿元，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项目25个，总投资484亿元，合计占整批次项目投资总额的67%。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额度，地方政府喜从中来。自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以来，地方政府承担的债务迅速上升；同时，受今年房地产相关税收增幅明显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公开数据表明，2014年年底地方债务约为22万亿，同时，2014-2017年，地方政府还本付息规模约为6.1万亿、7.1万亿、8万亿和7.4万亿，其中债务利息年均约2万亿左右，偿债规模基本是地方可自由支配财力的两倍。也就是说，“借新还旧”的资金已难以保持地方经济适度增速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主要分为两类：偿债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及提供服务的融资需求。顺水推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短期内对稳增长作用最大、见效最快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明显将其向社会资本倾斜。政府不可能永远成为投资的主体，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然而，当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向社会资本放开持积极态度之时，部分企业对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公私合作仍存些许疑虑。让社会资本进入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领域，是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举措，同样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手段，开放程度会越来越大。
正如经济学家共识，国家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过去10来年中国经济这辆车，主要靠房地产来拉动，基建配合。现在房地产“年老体衰”，不给力了，只能扮演配角，这时候基建就开始上升为主角。至少在未来2到3年内，中国经济增长大概是这样一个格局。国家希望通过刺激全民创业、大众消费来启动经济吗？没错，这是长远计划，也是最健康的模式，美国目前就是这样的，但短期内中国无法实现这种模式切换。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太久，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政府强国企、弱民企若民众的格局，政府和国企想不当顶梁柱，现在都不可能。从2014年4季度的数字看，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非常疲弱的地步。官方公布的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稍侧重大中型企业）创下全年新低，几乎跌破“荣枯线”；而汇丰12月份PMI（稍侧重中小、民营企业）则为7个月来首次跌破荣枯线。
在房地产投资出现拐点，未来必然逐年下滑的情况下，要应付短期经济压力，只有靠政府和国企投资。老百姓消费暂时无法启动，民间创业热情虽然开始升温，还处于小打小闹的水平，远水不解近渴。政府和国企投资，因为产权问题天然就低效，浪费大。但又能有什么办法？中国如果不选择“休克疗法”，只能在战略上倡导改革，在战术上向传统做法适当妥协。2014年是这样，2015年和2016年更是这样，因为这两年经济会更加困难。在大基建的格局下，肯定有一大批企业和行业受益，比如高铁、高速公路、环保、水利、电力、互联网等方面设备、原材料的生产商。
与当年“四万亿”投资不同的是，当年是预算外支出，发改委批复则是按部就班的根据十二五规划来执行的，也不是一夜出台，而是过去这一年的总和，比如2014年底前发改委连批1.2万亿基建项目，以及2014年12月4号发改委召开的清洁能源、电网油气等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发改委)每年都会批复海量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十年来一直在加大投资规模，特别是自从2008年以来，基本上都维持在7万亿左右的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多是长周期项目，五年计划是极为重要的批复依据。2015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之前的几年没有落实的项目，在今年都会尽力去做，比如按“十二五”规划，2015年规划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2.8万亿元，其中2.3万亿元为基本建设投资，但之前的几年固定资产投资仅有1.8万亿，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发改委会在2014年年底连批1.2万亿元基建稳增长，其中铁路投资“挑大梁”。此外，还有GDP增长压力的考量，已经说过无数次了。冥冥之中有两只手在主导着发改委的行为，左手是“十二五”规划，右手是GDP。
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与9.59万亿信贷。2009年2万亿刺激计划与8.95万亿信贷。2010年4万亿投资计划，即使中央三令五申要将“调结构”作为主基调，但地区之间、中央各部门之间仍然在比赛着推出各种各样的投资计划。2010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李秉仁表示，“十二五”期间仍需要加快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预计2010年在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将突破1万亿元，预计“十二五”期间此项投资总额在7万亿元左右。5年7万亿是什么概念？可以与2008年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比较。“4万亿”计划分2年完成，如果持续5年是10万亿，比7万亿多出3万亿。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应急措施，是强心剂。而7万亿是没有这个需求，相反其面临的环境是流动性充裕和投资过剩。另外，4万亿刺激计划不完全是用于基建，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的平均基建强度要远远大于2009年、2010年的规模。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对于“调结构”改革无疑会形成挑战。结构如何调?这是个问题。
2008年4万亿与2009年2万亿刺激计划，结果是拉动了总额超过20万亿的地方投资基建投资不仅仅能够拉动地方GDP，更吸引政府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土地的价值，比如地铁、广场等等。最后，中央控制信贷、收缩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成本疯狂上涨，地方债务日益膨胀，“调结构”沦为一个笑话。2012年，地方版20万亿投资计划出炉，在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投资依然是促进增长的重要动力。2012年第四季度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总额约7万亿元的投资项目，重点涉及到轨道交通、公路、机场等基建项目建设。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投放也明显增加，我国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2013年3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9，这是连续6个月保持在50以上，经济向好的迹象较为明显，这就为进一步扩大进口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2013年6月20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公布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据此规划，我国到2030年，普通国道总规模将达到26.5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1.8万公里，为此投入约4.7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交通运输部表示，2013-2030年，中国普通国道和国家高速公路规划总规模约为40万公里，投资预计在4.7万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较2012年底有大幅提升。交通部总规划师戴东昌在《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发布会上表示，到2012年年底，国家级干线公路通车里程17.3万公里，其中普通国道10.5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6.8万公里。根据新规划，按照静态投资匡算，我们总的投资大约是4.7万亿。其中普通国道大概是2.2万亿，国家高速公路大约需要2.5万亿。”
2014年，已有广东、海南、天津、江西、贵州等五个省份公布了2014年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投资总额超过7万亿元。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陆续发布投资计划，地方投资规模将很快突破10万亿元。中国国务院2014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人民币的七大类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今年投资超过7万亿元，占到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5.66%。2015年1月6日消息，中国政府批准了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400个项目，这些项目将从2014年底持续到2016年。今年开工项目预计约300个，旨在通过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当前经济增长，确保投资继续对今年经济增长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项目已下发至各地方政府，有些项目去年底已经开工。投资资金预计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银行贷款、国有企业以及私营部门等。这七类项目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等。
项目将由中央、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贷款提供融资。投资将分布于七个产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卫生、清洁能源、交通和采矿。发改委也在研究其它行业的项目，政府需要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支持。早在2014年12月26日，浙江省发改委主任谢力群表示，2015年，国家将扩大有效投资放到稳增长非常突出的位置，国家层面已经建立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机制，即“七大工程包”，包含420多个项目，预计投资超过10万亿元。这400个左右的项目将从2014年底持续到2016年。今年开工项目预计约300个。具体项目已下发至各地方政府，有些项目去年底已经开工。“七大工程包”分别为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健康养老服务、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清洁能源、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
工程包的项目已经于2014年11月26日之前上报国务院并下发文件，部分工程及分省的具体项目已经确定。如交通工程一共是203个项目，占据半壁江山；浙江省在七大工程包中获得26个单体项目的名额。中国发改委作为主管固定资产投资的部门在2014年11月下旬、12月上旬分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七大工程包的遴选及进展情况。中国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七大工程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工程，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国家发改委两次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梳理，清洁能源项目工程包、矿产资源工程包、交通工程包的项目数量分别为26个、37个、203个。那么交通工程包的数量占一半，交通工程包是各工程包的重中之重。地方层面上，河北和浙江两省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省改革发展会议上都提到要推动七大工程包项目建设。其中浙江省发改委主任谢力群披露该省进入七大工程项目包的数量单体项目为26个。
谢力群还表示，今年国家将扩大有效投资放到稳增长非常突出的位置，国家层面已经建立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七大工程包)的推进机制。此外，7万亿资金来源亦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具体项目推进上，中央项目主要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的中央企业负责推进，地方项目主要由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项目单位负责推进。在固定资产投资中，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国家预算资金、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几大类。此次项目资金来源方面，发改委明确表示鼓励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进入，方式上鼓励采取PPP模式。这次的7万亿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不过众多分析认为，今年的计划可能会温和得多。七大工程包既是宏观政策，也是产业政策，两者形成叠加效应。如果后续措施得当，七大工程包将形成“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合力。此举显示出中国官员对经济的担忧。中国计划转向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不过，内需尚未产生足够的增长势头。下调中国经济本季度增长预期至6.8%，并重申呼吁央行加大货币刺激。
预计第一季度增长将意外下行，而政策将在2015年意外宽松。中国将受到房地产投资放缓和地方政府土地销售大幅下滑的“双重打击”。中国计划转向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不过，内需尚未产生足够的增长势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再次成为稳增长的“杀手锏”。公开数据，2013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54.4%、50%、-4.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改委批复基建项目的热情从未消退。2014年12月22日、23日，发改委连续批复逾2000亿元基建项目，给中国稳增长送上一份“圣诞大礼”。这是2014年10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批复的第10批基建项目，这些项目总投资额度已达1.38万亿元。但是投资的形势依然严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至11月固定资产的同比增速仅为15.8%，增速创下自1999年以来同期的新低，稳投资的任务异常严峻。
此种情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2008年，为拉动经济复苏，在当时继中央提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总量超过20万亿元的天量投资计划。所有资金几乎都投入了房地产行业和基建业及信托。而今，在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形势不佳、地方土地财政难以持续的背景下，地方出台的投资计划，其实质还是通过投资保增长。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本身没有问题，投资来自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如果民间投资没有大的改善，就要继续靠政府投资，怎么控制地方债务则是一个难题。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进行了4万亿元的大规模刺激计划，那时候中国期待的除了速度，别无其他；但是现在，中国更关注增长质量、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4年前11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为45.1万亿元。其中，交通领域、环境和水利设施、供热供气供水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为9.8万亿元。追求增长质量，不仅仅体现在基建投资的重点在改变。
投资要看总额，更要看当年的完成额。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对外真有7万亿元投资项目，实际上只是计划总投资7万亿元。当年能够完成的并没有这么多。假设按照工期平均3年来算，每年简单算可能2.3万亿元才是能新增落实的金额。2013年，中国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完成额大数是44.7万亿元；2014前11个月，中国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已达到了45.1万亿元。这说明近几年全年投资大概在45万亿元这个量级。如果从计划总投资看，2014年前11个月，1～11月份，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在92.7万亿元，比7万亿元的数量要高出10多倍。其中，前11个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7.2万亿元。7万亿元即便全部是新增投资，放在这个盘子中也只是不大的一部分。“十二五”规划安排了大量的投资项目，到2020年的一批中长期规划中也安排了许多战略投资目标。从去年获得发改委审批的项目来看，大部分项目都是此前“十二五”规划或中长期规划中已经榜上有名的。比如，去年年末获批计划投资接近800亿元的北京首都新机场项目就早已在“十二五”规划中了。所以，7万亿元的项目很可能延续了这样的政策方向。
2015～2016年很关键，因为这是“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衔接时期。一方面，“十二五”已经安排了大量的项目；另一方面，“十三五”除了要规划新项目之外，还要安排中长期规划所划定的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说，2015年作为“十二五”的最后一年，应该会有大量的项目获批。但如果大部分项目已然在完成“十二五”经济增速的规划之中了，恐怕不用对7万亿元的概念过于上心。此外，中国当前的投资和4万亿元时期的着重点有很多区别：一是投资主体有变化，二是资金来源有变动；三是投资方向有不同。4万亿元时期，为了积极防范外部有经济风险，政府和国企曾是执行投资的主力军之一。而当前的投资要看市场、看企业。从资金面上说，目前中国仍处于“三期叠加”的经济背景下，处于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审计署2013年6月底公布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有10.8万亿元。面对巨大的还款压力的局面，仍指望以地方或国企从银行贷款推动投资的老路可能不现实。在未来的投资进程中，7万亿元也好，10万亿元也罢，要看投资计划是多少，更要看能从社会引资多少？在投资方向上，当前和4万亿时期也有很大不同。4万亿投资时期曾有过大量的产业性投资。如果某些地方操作不当，可能引起产能的重复建设。
预计到2020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将达到12.7万亿美元，到2030年这一市场规模将攀升至55万亿美元。这是商务部官员在2013年5月8日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做出的表述。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陈润云表示，随着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拉动，未来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发展潜力巨大，预计到2020年全球基建投资建设将有约12.7万亿美元的市场需求，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需求量将增至55万亿美元，这也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带来了巨大市场。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发展迅速。2000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包工程仅有100亿美元，到2011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包的工程合同额超过140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超过1100亿美元。到2012年，尽管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包括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地缘政治乱局，但是中国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发展承包工程方面还是取得了快速发展。去年企业在海外投资工程承包的营业额为116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