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脱实向虚”在国内并非新鲜事，体现为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要素资源被源源不断投放到财务软约束的低效企业中，2014年新增人民币信贷约10万亿，创历史新高，但却在实业难做中“虚化”；另一方面，诸多创新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却难以获得创新创业投资支持，往往错失企业成长的最佳时期。在直接融资市场上，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IPO和增配股的资金，在“实体和虚拟”两个领域的利润率倒置诱惑下，以存款或投资理财形式回流到了商业银行的资产或负债业务之中；在间接融资市场上，各类融资对象利用时间差、地域差、市场差和不同银行差不断腾挪，当起了资金“掮客”，形成甲银行借款到乙银行存款的“空转”景观。归根结底，“脱实向虚”是金融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而在中国式的失灵背后，则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应对“脱实向虚”，引导金融资源重投实业，需要建立在对资本特性的适应与驯化上。片面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往往起不到预期中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资本特性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喜新厌旧，二是趋利避害。之于前者，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传统产业、过剩产业讲不出新的故事，自然得不到资本支持，即使在（或明或暗）政府支持下从银行贷到了款，也会转手投向虚拟经济，成为“脱实向虚”的入口。对于这部分产业，要做的并不是打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旗号，向财务软约束企业输血，而是加快行业的并购重组，鼓励创新，讲出新的故事来。之于后者，“刚性兑付”的广泛存在，大幅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加剧了市场的投机氛围。当投资者普遍热衷于投机、在市场上无风险套利，流入高风险领域如创业创新型企业的要素资源自然不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自然难解。这一方面，并不是央行“定向宽松”，或者中央政府发几个文件可以解决的，需要满足“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天时”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市场中最大的“刚性兑付”来自于政府及相关企业，如果不从制度上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打破市场对于政府及相关企业“大而不能倒”、总有财政兜底的幻想，“刚性兑付”问题始终错杂难解。2014年，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央明确原则上不对地方债务兜底，“天时”的条件满足了一半；另一半则是国企改革，要理清楚中央（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加快政企分开。
“地利”是地方层面的实践。原本2014年被市场寄望为打破刚兑的元年，年初以降的确发生了数起影响力较大的信用事件，但遗憾的是，不论是中诚信托的“诚至金开1号”，还是“超日债”，最终都在（或明或暗）地方政府支持下完成兑付。在打破“刚性兑付”方面，中央可以提要求，但最终还是由地方层面操盘。如果地方上出于GDP、税收、失业或者维稳方面考虑，不愿意打破刚兑，甚至以财政补贴的形式为企业输血，那么这个问题依然是无解的，会一直拖下去。
“人和”是投资者能否承受风险。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道理人人都懂，但当风险发生了，人人都不希望落到自己的头上，最终演变成为社会与维稳问题。金融风险的维稳化是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息事宁人、保证刚兑的重要原因，但却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逆向选择，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进而言之，投资者能否承受风险，金融风险该怎样在各市场主体之间分担，则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关改革才刚刚开始。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要素资源“脱实向虚”是老问题，根植于中国政治经济结构，颇具有中国特色。片面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很难起到预期中的效果。应对“脱实向虚”，引导金融资源重投实业，治本之道在于改革。关键是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做到“天时、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