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35年前，当邓小平开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时，他和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政治风险。当习近平主席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上启动他的改革日程时，他也承担了同样巨大的风险。他的改革战略会带来成果吗？
1979年，邓小平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知道从中央计划的平均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可能会动摇中共的统治，而短期内财富的不平等积累也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但是，在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后，当时的中国已经站在了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边缘，他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邓小平的改革最终收到了巨大成效：三十多年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此外，邓小平的改革也让中共巩固了政权，但给不同的人和地区带来了贫富不均，而这一问题比邓小平所预想的还要难以解决。
习近平的改革和邓小平当初的改革类似，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不但中国的劳动密集、出口及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已经失去动力；低效的官僚主义、无处不在的腐败、严重的贫富差距、不断恶化的污染等问题正在损害着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并转向基于创新、包容、及环境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国才能继续繁荣，并最终步入高收入行列。
两人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必须处理邓小平改革初期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邓小平认为，仍在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政府，能够使用市场所产生的新资源来纠正他的改革所引发的短期不平等。但现实是官僚体系及其特权网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而大量的官员腐败还形成了非源于市场的第二种不平等。因此，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成为改革的关键前奏。
除了完成中国向更开放、更市场化的经济转型，习近平还必须建立适用于所有人的法治精神，同时解决尖锐的机会、收入、财富和福利不平等的矛盾。习近平所追求的改革必须能让人、资金、自然资源、信息和企业更加自由地在部门、地区和国家间流动。
由此带来的财富和机会的趋同将产生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并将改变中国、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地理。这种改头换面的变革必然会伴随巨大的创造性破坏。此外，只有在中国的当权者能够容忍各种短期及局部价格波动时，包括住房、股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货币等要素价格的波动，市场的力量才能通过市场规律的自然实现过程来降低长期的扭曲及不平等。在市场规律下，短期的价格扭曲正是套利的机会，而短期套利的行动也是导致长期价格趋同及收入平等的动力。
问题在于中国的官员更偏好短期稳定，且相信政府比市场更有能力调控短期经济波动，他们往往将调控短期经济波动的权利保留给政府及市场监管者。而这往往导致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扩大及市场自然调节过程的弱化，结果往往是阻碍了创新和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量未完成的改革任务仍然需要依靠政府官员领头来实施，特别是需要他们的努力来提出可以凝聚社会共识的改革政策。
要想遏制由一些自负且腐败的官员导致的滥用权利的系统性风险，习近平必须在制度方面重新平衡官员的激励机制。他已开始着手根除贪污、限制行政审批权、削减国有部门的权力、明确土地的产权、提升福利、税收和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及公平性等改革。这些结构性的制度改革不仅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如果新的制度成功建立并可以保持，还能形成正真的“改革红利”。
但制度性的激励问题并不局限于官员。系统性制度改革需要承认和弥补两类原罪：一类是官员的以权谋利；另一类是资本家及既得利益团体通过违反、破坏、或改变公平规则来谋利。
最能说明这一挑战的莫过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民营企业无法获得补贴和低成本融资，它们的失败让其他人不敢从事创新和富有挑战的领域。与此同时，有些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腐败和能力欠缺而投资过剩产能并产生净损失，可还是可以获得政府补贴而不必面临破产。
好的激励机制应该确保宏观经济政策，如低利率和宽松的信贷，适用所有合格公司，而不是以所有权性质、企业大小、地区等歧视性条款来分配。而是否合格应由企业的竞争力决定，并通过平等竞争获得融资机会。不幸的是，实施这些措施有时需要包含微观层面的政府各个部门的干预，往往导致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大。正因如此，不仅需要严惩腐败官员，让他们明白滥用权力是不可容忍的并放弃对市场行为的不合理的干预，也需要给予努力工作的官员恰当的激励，如更高的薪水及明确的业绩指标和奖励。
最近，尽管金融市场持续波动，但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部门仍放宽了宏观经济政策，这为明年落实大量制度性改革奠定了基础。制度性改革是为了降低系统性风险，是确保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做的。但大部分的制度性改革在短期往往会导致宏观紧缩及波动，需要较为宽松的宏观环境来缓解短期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扳倒了中共内部的一些大“老虎”，大大降低了中国可持续增长的系统性风险，现在是专注于制度性结构改革的时候了。
如能具备正确的方针和持续的政治愿景，习近平的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比邓小平的改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