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一违约案的政商传导效应

风险必然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爆发,而且每次爆发的方式都是新的,在金融风险面前,人类的智商是苍白的,基于这一点,四维宏观金融智库(FHT)认为,市场投资者对于作为2015年第一违约案的佳兆业违约,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深圳房地产龙头企业佳兆业集团11日公告称,未能偿还4亿港元汇丰银行提供的融资贷款。这是该司董事郭英成辞职触发的强制性提前还款。该公司还称此次违约可能导致有关贷款融资、债券、股本证券的交叉违约。显然,佳兆业的此次违约,与佳兆业董事长郭英成的辞职有关,而郭英成目前的境况对外界来说尚不明朗。

12月初有媒体报道的佳兆业在深圳的2000余套房源因被“管理局锁定”而暂停销售这些被锁定的楼盘主要是位于龙岗区的旧改项目

市场的猜测,佳兆业的房源被锁定与深圳的反腐败案件有关。今年10月,深圳市委原常委蒋尊玉落马后,市场传言佳兆业董事局主席郭英成被扣查或已无法联络,对此,佳兆业迅速通过香港联交所挂出澄清公告,称有关郭英成被拘留或已无法接触或联络的报道毫无根据,属失实报道。

很显然,佳兆业此次的违约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处于停滞有关,而经营停滞的原因除了大的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之外,更为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对行政官员的反腐败动作牵涉到相关公司,而相关公司如果影响力足够大,就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动荡。政府的反腐败行为是佳兆业危机的导火索,项目被锁定直接影响了其资金回笼和后期的拿地行为,其进一步在银行融资的能力也被限制。

据分析,佳兆业在深圳市场的项目今明两年将贡献超过20%的销售额,在佳兆业集团的房地产销售构成中,一线城市深圳(平均售价高)的项目利润率最高。上述遭遇锁定的楼盘中,佳兆业城市广场当前报价逼近2.9万元/平方米,佳兆业悦峰约2.5万元/平方米、佳兆业前海广场更是报价达4万元/平方米。

此后佳兆业就接连出现变局,12月10日,佳兆业突然宣布郭英成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郭英成胞弟郭英智也辞去执行董事一职,大股东郭氏家族再无任何人出任执董。12月28日,佳兆业发布公告称,执行董事及董事会副主席谭礼宁和首席财务官张鸿光均辞职。

佳兆业港股自12月29日起停牌,12月一个月内,佳兆业股价暴跌约50%,单月跌幅创最高纪录。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认为,董事会主席与副主席辞职后,佳兆业今后几日可能面临“更多挑战”。另一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已将佳兆业的信用评级由B1降至B3。

不仅仅是汇丰银行的以上贷款,据佳兆业2014年中期报告显示,有多笔债务将在2015年偿还,其中一年期的债务达到60亿元,而不受限制的现金为93.8亿元。

佳兆业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政府的反腐败行为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这是一次典型的政治大于个别公司的案例。我们曾经分析过,在新一届领导人的理念里,政治显然是要远远大于经济的,政治清明是经济改革的基础和必要手段,在关键时刻,可以牺牲经济的效益以赢得政治目的的达成,遑论个别公司的经营。

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是在血与火的洗练中成长起来的,拿地完全是依靠与政府的关系,而与政府的关系自然就是个别官员的关系,有了地,就以前都有了,可以去银行抵押融资,也可以提前进行销售回笼资金,接着再干,房地产只是付出的农民拆迁成本,当然是相当低廉的,所以过去多年来在中国连续上演暴力血腥拆迁的故事,其重要原因是土地制度不合乎市场经济的规律,官员行政行为缺乏必要监督和阳光化,房地产企业的运作也在灰色的通道中游走,其原始的罪恶性比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的问题来了,中国反腐败运动遇到的最大的考验就是金融市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事件,引发连锁反应,进而进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这时候政治上的考验就是空前的。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做出怎样的选择是需要智慧的,本智库认为,在政治上绝对不妥协,并不意味着必然会酿成风险,政府手里自然有诸多的牌可打,比如破产重组,债务清算,直至退市,进行隔离拯救等,最后还有政府直接进场进行风险隔离。

中国此轮反腐最大的特点是,政商关系盘根错节,尤其是大型公司高管与贪腐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此前的经营中,主要运作方式是用金钱购买行政租金,从而在市场上变现,导致整个市场变形扭曲。

而大型公司在市场上融资,其中大多数是在公开市场上的交易性融资,比如上市融资或者在债券市场上融资等,其违约行为可能引发市场的惊慌,甚至不排除踩踏事件,这是必然,近期除了佳兆业的事件之外,比如广厦集团、湘鄂情、还包括四川、山西等地的上市公司的股价都有异动,这些都是反腐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也再次表明清明民主的政治对于建立一个高效稳健的市场经济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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