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官本位”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地位。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在社会上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习惯。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流行。可以说，“官本位”是社会进步的阻碍，是创业创新的绊脚石，是东北振兴的大敌。
“官本位”阻滞创新。东北振兴的本质是体制机制创新。“官本位”意识与创新精神背道而驰。握有权利的人把官职和既得利益看得很重，而且只对上负责、对书本负责、对经验负责，导致明哲保身、因循守旧、循规蹈矩的保守心态出现，在行动上更是抱残守缺、求稳怕变、怕担风险、怕负责任、小进则喜、小富即安，甚至不富也安、未富先安。缺乏超前意识和变革精神，那么说到振兴，只能是简单的体制复旧、经验照搬。
“官本位”戕害人才成长。振兴需要大批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人才，特别是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而“官本位”误导社会的人才观，扭曲人们的价值取向。毋庸讳言，在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官本位”的制度安排和向政界倾斜的利益分配格局，很有力地诱导着有才干的人奔仕途，学者去当官，博士去考官，同南方沿海不一样，社会精英都在挤官道。而且“官本位”倾向渗透到各行业中，即便不在官场，人们也得把大量时间消耗在权位争夺，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人际关系处理上。没有好的成长环境，特别是没形成创业机制，影响了人才的成长。
“官本位”导致权力异化。“官本位”的本质是“权本位”，是绝对崇拜权力、服从权力的制度，它是缺少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和检验机制，并且自身不能造成这样的机制。“官本位”的必然结果，是“公权私化”，在官场上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人身依附关系，极易形成各个“山头”、各种“圈圈”，公权被私化。
“官本位”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官本位”的根本是当官与财富的统一。“做官发财”，官位就是财富，升官就等于发财，而这财不仅来自俸禄，更多的是来自外财，外财有时候成为官员的主要财源。在异化了的权力体制之下，人们从盲目地崇拜权力、追求权力，到走向崇拜和追求有权势的个人；掌权的人则运用权力使别人依附于自己，把权力当作寻租的资本。所以官场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和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盛行。同时它靠的是上对下“人治”管理，靠的是少数人的素质而非机制的约束，崇尚的是“清官”而非制度的保障，靠的是条条的监督而非社会大众的参与。所以“官本位”条件下，各种腐败在所难免。
“官本位”影响行政效率。“官本位”妨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影响行政效率。由于政府机构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过滥（看过某一材料说，某个大城市的城区政府有5800多项权力！），不仅造成部门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更直接影响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干扰企业自主经管。一些政府部门在利益驱动下，总是不遗余力地争取审批收费权。有的人为增设“门槛”，增加办事环节，借加强管理服务之名，行收费牟利之实；有的职能交叉的部门之间你争我夺，互不相让，造成多重管理，重复收费，挫伤投资者、创业者的积极性。
“官本位”导致“人治经济”。“官本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一些领导干部行政主导意识强烈。思想上相信行政权力的作用，不相信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是一些同志片面认为，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条件下，必然要通过行政干预推动市场机制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偏好直接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组织招商引资，直接组织产业集群推进，直接组织项目实施，直接给地区甚至企业下达经济指标和产品指标。企业已经市场化了，可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职能、干预经济生活的范围、方式、重心，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人身子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可是脑子还在计划经济。
“官本位”败坏社会风气和社会文化。“官本位”是官场中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同时还有一个不良后果，就是权力思维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过度渗透，把官场上的异化和腐败现象推向市民社会。各行各业都仿照官场模式，以行政化方式运作，以行政化判定是非。“官本位”与民争权、争利，必然破坏民主，损害公平公正，损害公民的权利、人格尊严，破坏社会生态。个性自由和经济自由得不到尊重，机会不能均等，那么就不能创造一个公开公正、和谐平等的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