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表示：谋划“十三五”时期发展，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搞好统筹兼顾。
那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国际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虽然一些热点地区摩擦不断，但大国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主要风险仍然来自经济领域，主要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带来的全球性通缩。整体而言，西欧和日本风险不大。新兴经济体、东欧个别国家，以及大宗商品输出国，则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由于美元加息时点有所推迟，因此，风险可能会在年底到明年年初出现。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式的波动，中国将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经济失速
由于长期依靠房地产和政府主导的低效投资来拉动经济，中国经济如今陷入了困局。深化改革，通过激活民间创新、创业来拉动经济，仍然需要时间。这里面关键因素是政府要收回“有形之手“，IPO注册制改革真正实施，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得到完善。
但眼前的问题是，民间投资仍然无法取代政府和国企投资。为了保增长，必须让政府和国企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则意味着民间资金仍然受到某种抑制。因此，有学者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是不允许经济下滑。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经济真的失速，出现大量失业，改革就失去了基本条件，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悖论。
过度保增长
过度保增长，必然是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地方政府和国企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这些都有悖于“深化改革”的方向。到目前为止，中国广义货币M2增速只有10.1%，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仍然高于官方的消费物价指数0.75个百分点（没有出现负利率），从货币政策上说，没有发生“过度保增长”的情况。
至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不是规模偏大，存不存在未来效率偏低等问题，是值得推敲的。事实上，GDP更有质量地增长5%到6%，显然会比简单增长7%更有价值，更能保障就业，也更少留下后遗症。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强求高增长负面作用非常大。
失控的牛市
短期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已经不是来自房地产，而是股市。这种全民性的癫狂，带来了过高的“杠杆”（借钱炒股），过高的市盈率。而居民存款的搬家仍在进行，主流券商疯狂唱多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已经数倍于欧美市场。而中国股市的游戏规则（包括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主流媒体对市场的介入）仍然是完全旧式的，不规范的。最后的一地鸡毛如何打扫，只有天知道！疯狂牛市的最后结局，必然是“给一代人产生心理阴影的大崩盘”。
人民币过分坚挺
经过10多年的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人民币已经被高估。5月26日，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表态承认，人民币汇率已不存在低估（2011年以及之前，IMF的态度是人民币“存在严重低估”；2012年7月改口为“中度低估”）。目前，只有美国官方仍然逼迫人民币升值，这里面当然主要是政治因素。
今年人民币广义货币（M2）增速目标是12%左右，GDP增速是7%，我们可以认为，人民币在按照5%左右的速度对内贬值。事实上，此前若干年，M2增速一般是GDP增速的两倍，甚至3倍。一种货币没有办法长期对内贬值，而对外保持汇率稳定的。因为这将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就业。
目前，人民币为了纳入“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必须在年内保持坚挺，这个可以理解。但从中期看，适度贬值是合理的。否则，就必须将M2增速降下来，跟GDP增速持平。而目前情况下（投资低效），M2增速降低至GDP增速，中国肯定会陷入严重通缩。
人民币过早自由兑换
为了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中国承诺在2015年基本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对此，周小川在IMF的演讲里，给出了边界，中国实现的不是传统意义、完全的可自由兑换，在若干方面仍然保留了管制。应该说，这是务实的。
如果人民币真正做到可自由兑换（比如你卖掉北京一套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房子，马上就可以兑换成美元转到美国购买房产），那么中国股市、楼市将立刻崩溃。中国关起门来“玩泡沫”已经很多年，泡沫不通过激活创新、创业“填实”，人民币自由兑换等于自找麻烦。
“有形之手”仍然强势
“有形之手”就是政府之手，政府介入经济领域过多、过深，国企就变得强势，民企就变得弱势，民间的创新创业热情就低，经济活跃度就低，人民就会用脚投票。广东、浙江的经济充满活力，东北三省日益“塌陷”；前者人口不断增加，后者人口不断流失，经济陷入困境，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把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激活民间的创新、创业。这是中国未来希望之所在，也是牛市里最大的预期。但在保增长的背景下，政府的有形之手仍然“不得不强势”，这个问题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