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武汉铁路局客运段有68%的职员认为房价还将继续大涨。这条消息经媒体和网络传播开来，让中央高层产生了忧虑。试想，如果中国的工人都来向政府要房子，那么许多城市将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所困。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沈阳、长春、成都、呼和浩特等房价猛涨的二线城市。这些城市有的是老工业基地，有的是新兴的工业城，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不同的是，这些城市有大量的国企职员。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政府刚刚解决好下岗工人的问题，有猝不及防出现了房子问题。显然，这个群体的收入近几年在不断提高，然而，却无法赶上房价的飞涨，以至让他们望房兴叹——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
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真的应该到中国社会的底层去走一走，包括 茅于轼先生。应该说，他对南都周刊发表的谈话是张口即来，毫不负责。中国的高房价从来就不是市场决定的，不认清这一点，就无法了解和面对中国的现实。不错，房子也是商品，其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房子又是一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特殊商品，其价格应该为社会所认可，为民众所接受。这在逻辑学上是一个二律背反，在经济学上是一个特殊矛盾，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问题焦点，……承认并且深入剖析此种现象，应该是经济学家的使命。然而，我们的经济学家都以一副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什么乌七八糟的观点张口即来，说“单位自建房是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其中之一。
不错，在我国历史上，或者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单位自建房是为单位职工提供住房的主要途径，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此种分房形式已为社会淘汰，向市场要房子成了社会的共识。正如茅先生所说“尽管有各种问题，房子是盖起来了”，可是，我们要这种盖起来了的而中国民众却买不起的房子有何作用呢？茅先生想过没有？时寒冰先生认为茅先生是被媒体误导，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茅先生还没有糊涂到如此分不清黑白的地步。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是代言或者对抗。
刚刚我讲了武汉铁路局客运段68%的职员认为房价还将继续大涨，同样，在广州的广钢、广船等企业的员工相信也是这样认为。这帮正在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们，如果连头上的片瓦都如黄金一般贵重，既买不起也不受看，唯一的办法就是指望单位了。他们10年甚至15年甚至20年的工资加起来，不吃不喝也买不起一套房子时，难道我们要呵斥他们，为什么不多赚点钱？难道政府不应该检讨，是不是我们的住房供应体系出了问题吗？在这个社会还不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时，唯一的回答就是向他们提供他们买得起的住房——也就是单位自建房。
当然，力降房价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先生，用大规模推广单位自建房的办法，试图降低广州整体房价的做法是否能生效，目前还没有结果，值得欣慰的是，如果用单位自建房的办法，解决所有企业单位员工的住房问题，自己会减少市场的需求，道理上是能够促使房价下降的。我相信，北京、上海、深圳的市长们也正在想办法，站在民生的角度，关注房地产市场。可喜的是，北京有价无市的局面已经形成，今年1-2月销售总量同比下降七成；上海量价齐跌，在一月同比下降4.6%的基础上，1至2月总体又是下降局面；深圳市长许宗衡也表示，深圳房价还有调控的空间。
其实，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的压力也很大，民众的舆论导向是一致的：你不把房价降下来，我们就把他从官位上拉下来。可是，茅于轼先生不知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对此深表遗憾地说：现在卖了很低的钱，机会成本就损失掉了。全然不顾及即使卖了很低的钱，还是有很多人买不起呀！这，就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回答。
因此，只要站在民生的角度来看单位自建房，不仅应该大力提倡，还应该多加鼓励，不要怕失掉什么机会成本，拿出一点土地惠及民众，将是中华民族长远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