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一号文件出台了。其中，26条引起广泛关注，主要内容是：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对县乡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探索建立县乡财政基本财力保障制度。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
从县域经济的发展角度出发，26条的诞生是上层建筑努力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省管县不仅仅只是行政管理的改革，还涉及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城乡经济的融合，和城市化进程。在这种行政管理的改革中，利弊是相生的，尤其是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不仅对城市化的推进会产生影响，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许多民生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是一线城市的中心地位不够突出，也不是国际化大都市功能不够齐全，更不是大都市不够更大，而是缺少像珠三角和长三角这样的星罗棋布的庞大的城市群。现行行政区划不尽合理，表现的并不是多出了市管县这么一个环节，而是整个社会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在行政区划上搞来搞去不是改革，而是穷折腾，最后的结果是劳民伤财。
我们曾经设计过省管县，但是中间多出了一个行政公署，照样是五套班子一个不少，照样是养着一大推公务员，不同的是省里和行政公署在财税上争来斗去，分赃不匀，最后来个地市合并，给一大批地方官员提供了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也同时启动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了改革开放，可是花了将近十年才并完。
好容易稳定下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地方官员们也一个个养尊处优、脑满肠肥，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收益最大的群体。但是，地方贪腐势力的雄起，不是市管县导致的，是整个社会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重新回到省管县，而是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让民主化的进程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继而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不是城市化进程太快了，而是民主化进程太慢了，形成了社会发展的短板现象。一方面行政开支过于庞大，几百万纳税人赚的一点银子还不够养活公务员，可这些公务员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当钱，造广场建大楼，花天酒地，穷奢极侈，等到中央政府要解决民生问题时，才发现很多事情，包括医疗、教育、住房保障问题根本推进不了，表面上是地方财政拿不出钱，实际上是官员们对此毫不热心。而几百万纳税人甚至上千万民众居然没有发言权。
另一方面吏治不严，从某种程度上怂恿了贪腐势力，引起了民怨，但这也不是行政管理改革所能化解的，说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如果将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省管县的范围，那涉及面是很大的，相当于把市管县推倒重来。因为省里管辖权比市里要大得多，再加上为了省管县的改革势必会出台一些更加优惠的政策，也间接会导致县与县之间的政策攀比，引起不必要的内耗。
现在很多县的区域经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行政权属归谁不是很重要的事。从推进城市化进程来讲，市管县更便利一些。很多问题，可以在城市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来解决，而不需要在管理体制上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