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是中国内政焦点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在2006年的宏观调控中再一次进行着看不见的博弈。尽管目前处于胶着状态，但中国政治学人士认为，经济现象是政治矛盾的必然反映，中央无法抑制高房价的现象告诉人们：中国政治体制到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时候了。
一、权力与权威。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试图进行了几次重大改革，其基本要义是给地方放权，有的一直放给了地方管理，比如土地；有的放了又收，收了又放，让中央陷入了两难之境。所谓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尽管如此，还很少出现过政令不通、令行不止的现象，唯独本轮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地方政府权力的极大挑战，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过的。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期待改革的表现。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不见了，信息化社会的传播力已经扫除了政治上的制假行为，来自民众的声音也可以从网络上得以传达，政治上造假已经不起作用，各城市真实情况中央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了解到，所以，地方政府只得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就本轮宏观调控的焦点——高房价来讲，中央的政策不仅没有稳定地方的房价，反而被地方借势推力，乘机把房价步步拉高，让本轮宏观调控基本变成了一纸空文。
二、利益与博奕。地方政府用权力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是由来已久的，但没有象这次这么明目张胆。从全国政局来讲，国家财政日丰，地方财政也不薄。所不同的是，国家要应对国际局势，包括国防、军事、金融、外贸等；而对民生这一块包括教育、医疗、基本建设、住房、市政设施等过多地依赖地方政府。那么，问题就来了，因为地方政府掌控了巨大的资金投入，加上缺少民众的监督和其它的监督体系，大量的地方官员开始损公肥私，四处寻求权力出租，并滋生了一些圈子化、家族化的特殊利益集团，还在不断追求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高房价是最具代表性的谋求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现象之一。无论是谁执政，都必须关注民生，这是政权稳固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国富民强的保证之一。中央政府对房价的疯涨实际上一直保持警觉，这么高的房价必然导致大多数人买不起房，那么，住宅保障系统应当尽快启动。可是，房地产的收益主要归地方政府——这是中央财税分家时就确立了的。既然收益归地方政府，那么住宅保障系统也应当由地方政府来建立和完善。然而，因这一块利益不大，容易产生纷争，工作量又大，所以，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就想把此事推给开发商，开发商作为一个商人没有建立住宅保障体系的义务，所以也不愿干。基本没有住宅保障体系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需求旺盛”的假象，从而导致房价的猛涨。中央政府十分清楚，房价稳不稳，对地方政府纤毫无损，民众要造反，只会造中央政府的反，而地方官员却在高房价中吃饱了捞足了，所以，不得已为表明态度，稳定民众的情绪，而进行调控，也突出了解决民生住宅的问题， 90平方米以上占70%就是这个意思。此举如果严格执行，显然增大了有效供给，不但能稳定房价，还能有效地剔除房价虚高的成分，遏止房地产泡沫，化解金融风险，是一举三得的好事。然而，地方政府与发展商不干了，有的地方政府还伸出有形之手借土地招拍挂之际，大力托市，与中央政府展开搏奕。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客观上宏观调控功亏一篑，房价不降反升。面对这个状况，中央职能部门束手无策。一个从大多数人利益出发的政策初衷却没有能够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实际上对现行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构架与格局。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功能和政府管理者动机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决定政府行为的关键因素。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政府在构架与格局上的犹豫，导致执政能力的层层分解。就本次高房价问题来讲，由于我国目前土地国有，一级市场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的，地方政府唯有在土地问题上严重存在着角色重合，即是管理者也是经营者，实际上是政企不分。这种构架是中国房地产最大的失败，也是造成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所以，无论中央政府有什么改革出台，地方政府有利就干，无利不起早。再加上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把房地产作为地方税种的分税体制，中国城市的互相开放格局，对公务员都没有限制和约束，推动了二三线城市的贪官纷纷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购房。据民间机构预测，深圳有15%的豪宅是被外地官员买走，其他城市显然也好不了多少。这种构架和格局也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
现实已经摆在面前，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对中国社会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本轮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利国利民的决策，却因为地方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联合阻挠，而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并建立一种有利于得到民众监督的新型体制，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战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