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2011年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全球财经界关注的焦点，同样也将成为中国民众期盼的重要政策转变的领域之一，因为货币政策是遏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如何出台，怎么出台，效果如何，都将成为社会热点。
从这一轮经济转型和通货膨胀衍生的情况来看，目前的货币政策转向的迹象已经很明显。
首先是存款准备金率经过五次上调，回笼资金1.5万亿左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8.5%。这个标准，还不足以回收流动性，但是，对银行风险有所降低。当然，央行首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用意不在这里，主要是为了遏制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确保2010年全年商业商行的新增贷款限制在7.5万亿的红线内。这个目的基本达到。
其次是两次加息。尽管央行在本轮加息改变了计量单位，由原来的最低一次0.27，改为0.25，看上去是数据的变化，实际上给市场传出的信号是央行根本就不愿意加息，勉为其难，所以，降低了0.02。央行对此的官方解释是，0.27的计量单位是原来习惯用算盘的传统计算方式，现在用电脑了，所以，改为0.25。实际上这样一改，原来的市场判断模式就完全不成立了。比方说，按照前几轮调控方式，一般加息3次，房价就开始停止上涨；加息5次房价就要开始下跌。现在的计量单位，也许加息4次，房价也不会停止上涨。这里面的奥妙太多了。
再次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始升值。元旦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然走出一波行情，连拉九阳，年末尾盘报收6.590，人民币自此走进了6.5元的时代。外管当局用意很明显，配合大局，辅助调控，遏制通胀。
至此，货币政策调控的三个最有力量的工具全部开始使用。可以肯定的是，2011年，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决策层将遏制物价上涨放在首位，动用最得力的三大金融和货币工具，全方位的进行调控。这种调控是30年来少有的三率齐飞。
那么，三率齐飞能遏制通胀吗？
如果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来分析一下，中国这一轮通胀的成因。我们通常把这一轮通胀的成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输入型通胀，一方面是内生型通胀。不管是哪一方面，归根结底，还是货币问题。
对输入型通胀来说，我们的货币从取消外汇券开始，就走错了一步。当时，央行的策略是，收回外汇券，释放人民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这样，开始了因为对外贸易对外开放而简单的加大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第一步。因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中国当时没有债券市场，如果当时把外汇券转为国债，就不会开投放基础货币之先。后来的事实说明，每一次对外贸易出现问题，或者说出现逆差，人民银行采取的策略都是投放基础货币来对冲。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2.6万亿美元，按测算，央行为此投放了17万亿的货币。天长日久，这种模式所导致的货币投放，已经变得不可收拾，只能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源头。
对内生型通胀来说，中国的源头首先是政府开支过于庞大，挥霍无度，完全没有长期治理一个国家的意愿，花完了今天不顾明天，导致政府所有的经济决策都是短期行为，甚至连中央政府出台的重大国策，都只能管几个月。这样，政府开支占GDP比重越来越大，由30年前的3%，发展到现在的28%，是美国的7倍，是日本的10倍。国民财富全被政府亏耗一空。这还不算，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开支问题，中央政府鼓励出卖土地，拉高地价房价。在地价房价回调时，人民银行居然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来支撑地价和房价。于是，内生型由此爆发，不可收拾。
现在，三率齐飞，来遏制通胀，说实话，任重而道远。
首先是存款准备金率还需大幅上调。每年的年初，各大商业银行都是不顾一切的放贷款，连续三年元月新增贷款总量都突破1.5万亿。这些钱一流入市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进入值得投资的项目和实体产业，大多转存后流入楼市，一小部分进入股市。所以，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就必须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贷款总量，控制好信贷投放。
其次是加息。加息的意义在于向市场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人民币停止贬值，增强持币人的信心，阻止盲目投资的行为。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中国货币问题的症结在于负利率严重，因此，一直要加息到利率转正。只有利率转正，通货膨胀的势头才能得到遏制。但是，我们现在距离利率转正最起码还有2.05%，大约还需加息7次。
再次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人民币升值过快，国内出口企业承压很重，但是，不加息，人民币无论是对美元，还是对其他非美货币的价值，都是扭曲的。反映到外贸上，逆差会越来越大，外汇储备就会越来越多，也就必须不断释放基础货币，输入型通胀的势头就无法遏制。所以，2011年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无法逆转。考虑到企业的承压，应该缓慢不断的升值，给企业一个充足的转型时间，这样既抵御通胀，又让企业拓展生存空间。
总之，2011年，要让三率齐飞，遏制通胀，还需加大力度，推进货币体制的改革。这将是超越经济转型的一项重大变革，是经济长期繁荣的保证，也是一国长治久安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