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各国基于自身的文化特点、地理特征、人文因素所决定，其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以出口为导向，在全球化时期亚洲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建成全球的产品输出基地，这就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这也是亚洲出口——欧美消费这一全球经济模式的由来。
这时，亚洲各国就会努力扩大出口，认为出口规模越大越好，可以更多地挣外国人的钱。但如果反向思维就会看到，这种思路实际是进入了死胡同。
亚洲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亚洲各国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全球产业不断向亚洲转移，亚洲的产能就会日益壮大，欧美的财政收入和家庭收入就会受到制约，然后就是债务危机，其消费能力就难以为继，这种模式也就到了尽头。
所以，随着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在次贷危机之后不断飙升，随着产业不断外迁让美国开始遭遇国安危机和经济安全危机，这种国安危机和经济安全危机已经在疫情过程中和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得到充分的体现，首先是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动了贸易战，提高了关税水平；然后，拜登政府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还在关键技术与商品方面对特定国家实施禁运，这就是“小院高墙”策略，这都是政府和家庭债务不堪重负之后保护国安安全、经济安全、保护自身产业和家庭收入的必然做法，这意味着全球化难以为继，逆全球化开启，亚洲不断扩大出口的模式也就走到了尽头。
尽头之后，美欧就必须开始考虑自己的国安要求和经济安全要求，就必须重建军工、医疗健康、一些科技行业和重要基础行业的产业链，还必须回收重要产业以支撑自己的债务体系，所以就必须推动自身的再工业化，所以也就有了疫情之后不断喧嚣的脱钩断链、去风险等各种说法，到了这个时候，欧美各国对亚洲供给端的依赖度开始下降。
从亚洲发往美国的集装箱数量就明显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
亚洲输美集装箱数量在2022年5月达到顶峰，大约为190万个，此后出现了一轮快速下滑，到2023年2月下滑到了阶段性的谷底，同比跌幅高达29%。随后开始反弹，但反弹的高度已经明显无法恢复到2022年高峰时期的水平，然后在2023年10月又开始回落，到2024年2月回落到152万个。2024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的迹象，社会购买力肯定会受到冲击，意味着今年亚洲输美集装箱数量有很大概率会继续延续下滑的态势。这说明，美国对亚洲这个全球最主要的供给端的依赖度在明显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开始成为美国第一、第二大商品进口国。
亚洲生产——欧美消费这种全球经济模式开始弱化，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必须回收重要产业链以重加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必然结果。
但如此一来，就让亚洲国家陷入了危机之中。
为了建成全球的产业基地，亚洲各国都投入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资源等生产要素，还投入了一代人甚至更多的人力资源，一旦亚洲生产——欧美消费的全球经济模式不断弱化，亚洲各国的收入就会减少，带来的结果是债务危机和就业危机，要注意的是，既然一代人甚至更多人的劳动无法产生足够的收益，就产生了巨额的“人口坏账”，意味着各国的养老体系无法继续运转下去。
亚洲各国的出口商品在很多门类上都是有重叠的，从日韩到中国，从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各国的产业链互相交织，也互相重叠，当亚洲的出口开始下降之后，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债务、财政、就业和养老体系只能争夺已经开始下降的出口份额，国家之间剧烈的内卷就开始了。
货币贬值是主要的内卷手段。
第一，随着亚洲各国的出口量开始承压，会引爆各国的资产泡沫，这些因素就会让亚洲各国的债务体系、财政体系开始承压，货币贬值压力开始加大。日元就代表着亚洲货币的贬值压力，从年初至今兑美元已经贬值超过12%、兑黄金已经贬值28%，而黄金是一般等价物，这意味着日本的潜在通胀率已经高达28%，4月27日日元汇率还出现了崩跌的态势，韩元、越南盾、马来西亚林吉特今年以来都出现了大幅贬值，亚洲货币出现了竞相贬值的态势。
第二，各国为了争夺有限的出口资源，开始主动纵容本币贬值，目的是努力稳定自己的债务和财政体系。
日本在3月告别了负利率，这是加息的动作，但日本央行同时声明还会继续购买国债，加息是为了对通胀回升做出表态，而继续购买国债显然是放任日元贬值的举动。日本贬值的效果也还是比较明显的，在亚洲出口承压的时期，日本的出口还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速。
亚洲货币正在面临危机。
日元正在加速贬值，如果这种态势持续下去，通胀就会恶化，汇率有失控的风险，日元在这场货币危机中首先战败，政府高负债率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如果日本央行加息并终止购买国债以提振日元汇率，目前日本的核心通胀率是2.9%，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很可能从目前的0.88%迅速飙升至2%以上，以日本政府250%的负债率，日本政府的预算将迅速崩溃，日本政府很难正常执政，也无法整军备战，同时，加息提振日元就会抑制出口，出口因素也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所以，日本央行已经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制定权，主要被政府的高债务率所绑架，这是日元率先战败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亚洲很多经济体的房地产泡沫都正在破裂的进程中，准备通过央行直接购买国债让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也已经被债务和财政绑架，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如果说货币政策被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绑架属于货币危机，货币政策为出口服务就属于货币战争，谁输掉这场战争就意味着谁的债务体系和货币体系将会崩溃，养老体系也会解体，整个国家将快速贫困化。
这场货币危机或货币战争与1998年的东南亚危机截然不同。东南亚危机从泰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引发，然后蔓延至韩国、马来等地，这是各国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危机。现在是战后建立起来的亚洲生产——欧美消费难以为继、需求端开始向其它地区转移所带来的问题，当然会伴随着一些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这次亚洲货币危机的严重程度是东南亚危机无法比拟的。
个人预计，亚洲货币贬值将经历历时十来年的浪潮，最终会有一些国家不得不换币。
第三，全球化时期亚洲生产——欧美消费的经济模式不断发展让欧美的债务和财政体系不堪重负，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开始遭遇威胁，这是他们推动再工业化和逆全球化的原因。但要降低对亚洲商品的依赖度进行再工业化，在欧美普遍已经老龄化的今天，就需要引进大量的工程师、技工和劳工，对本国的住房、医疗、教育、健康、基础设施等构成很大的压力，同时政府和企业也必须继续扩大支出，让政府的债务压力继续上升，这些都会刺激本国的通胀。
美国主要是以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体，通胀不断上升与消费增长之间本身就是相悖的。今年以来美国通胀的不断回温，让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这就是滞胀的迹象，而滞胀就意味着货币加速贬值，这已经被上世纪七十年代所证实。
所以，在亚洲货币危机的过程中欧美并不能独善其身，同样处于货币危机之中。
第四，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亚欧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出现了剧烈的此消彼长，天然就有重新划分地缘利益的需求，美国的相对优势已经下降，不再具备压制地缘矛盾的能力，从美国不断从亚欧大陆撤出军队就可以得到证实；全球化解体，尤其是对亚洲全球经济供给端的需求逐渐减弱，区内各国的基本矛盾就会日益严重，有些国家就会走上通过民族主义输出矛盾之路；对外战争的战胜，也是化解本国债务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手段，等等，这就让世界尤其是亚欧大陆进入战争周期。
如果说俄乌战争的爆发、中东动荡不安还不足以证明战争风险的到来，全球军费的高增长却足以预示冷战或战争的前景。
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只有区区2.9%，但由上图可见，全球军费的增速却高达6.8%。图中非洲一些有些地区军费增速最高，但由于经济体量小，所以影响不大，欧洲军费的高增长令人瞩目，但如果您仔细思考一些体制性因素，东亚也是值得忧虑的地区。
军费增长远超经济增长，各国都开始整军备战。
军备竞赛和战争支出永远是一个国家最具刚性的支出，苏联财政和货币体系在冷战中崩溃，而二战的战败让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1暴跌至360:1，所以军备竞赛和战争就是货币的终极杀手。
总结起来就是说：债务已经套牢了所有国家，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债务绑架，而整军备战和战争会推动债务进一步膨胀，全球正陷入货币危机之中。
假设，如果今天突然拿走各国央行手中的印钞机，各国的债务就立即无法滚动，就只能集中违约，社会失去购买力的结果是剧烈的通货紧缩，这是通过全民返贫进行还债的过程，也就是1929年大萧条那一幕。这就是金本位下的一幕，央行受制于手中的黄金储备无法肆意印钞为政府和家庭的债务“续命”。
但今天是纸币时代，是央行可以肆意印钞的时代，面对难以维持的债务，央行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彻底关上印钞机的开关，通过全社会的贫困化为债务买单，这是通货紧缩式的大萧条。第二是赖账，既然债务已经困住了政府和家庭，政府就无法运转，此时央行开始以各种方式购买财政赤字，通过财政支出货币化向市场释放廉价货币制造高通胀，高通胀会推动货币和债务的快速贬值，当债务剧烈贬值之后政府和家庭的负担就减轻了，如果最终走上了换币之路，债务价值就基本归零，政府和家庭就彻底解脱了。面对上述前景，政府到底会选择那一条路？人性告诉我们，当有多条路径可供选择之时，人类注定会选择最容易的那一条，当然就会选择第二条。日本正在走这条路，其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已经被债务和政府财政绑架，也正在上路。这已经不是财经而是人性，就因为这个原因，历史上的纸币寿命总是十分短暂的，总会快速毁于人性。
最终让我们回到标题上，很多人不喜欢普京，我也不喜欢，看看他政治对手的结局，就知道不喜欢的原因。但普京带领的俄罗斯央行在过去十多年中不断抛售纸币增加黄金储备，2011年俄央行的黄金储备是882.96吨，到2023年已经达到2329吨，这就是对人性和纸币的深刻理解，今天你或许可以看到他脸上诡异的笑容。
世界不断变化，但人性未变，纸币的结局也就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