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了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四小龙”，2002年至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10.7%，远超世界同期3.9%的水平，故有人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围绕中国高速增长动因或原因这一话题，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讨论。比较典型的说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含渐进改革、边缘改革等)、中国模式(政府主导、投资推动、赶超发展等)、地方政府竞争、比较优势发挥、低人权优势发挥、人口红利释放等是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原因。本文因篇幅原因不拟对这些说法进行分析和评价，而是提出一个综合性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
笔者认为，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需求边动力，即通过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二是要素投入动力，即通过大规模投入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即通过笔者提出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拉动经济增长；四是中国特色动力，即通过独特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驾制度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领导人和民众的赶超发展意识、“增长主义”的目标设计、部分时期难得的国际环境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四组动力分别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首先，“三驾需求马车”是中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三驾需求马车”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它们是政府短期稳增长或保增长的基本手段。仅以投资这驾马车来说，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不断攀升，2003年达到47%，2006年达到52.3%，2009年达到66%，2010年至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20%左右和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反弹。
其次，“五驾制度马车”是“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并非根源动力，它们发挥作用依赖于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驾制度马车”，或者说“五驾制度马车”才是拉动“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或动力。如增加出口要靠发挥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低价格优势、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资要靠发挥政府主导投资体制、GDP导向考核制度、投资优惠税费政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扩大消费要靠消费品低价政策、消费优惠财税政策、消费信贷政策等政策的作用。
再次，制度变革(“三大发动机”之一)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之所以说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制度变革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增长：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从实践上看，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的启动和持续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拉动经济增长，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1978年至2005年相比1952年至1977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从11.5%下降到9.5%，对GDP的贡献率从75%下降到39%；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6%下降到2.4%，对GDP的贡献率从13%下降到8%；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1%下降到2.1%，对GDP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从-0.5%上升到4.4%，对GDP的贡献率从-8%上升到46%。虽然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但制度变革是主要途径，而且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还依赖于制度变革。
第四，结构优化(“三大发动机”之二)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结构优化最终依赖于制度变革。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来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5000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业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3万元以上，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之三)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年至200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8.6%。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1998年至2007年教育对GDP的直接贡献以及溢出效应(即人力资本)占到了GDP的2.2%。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中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了1.55%至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至2.45%的增长速度。
第六，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要素投入是指资金、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管是“三驾需求马车”，还是“三大发动机”，要想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需要利用要素投入这个中介或传输带。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战略方针，全社会强烈的赶超意识，各级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追求等，都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后，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后，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国家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