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一大批官员已经意识到高房价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危害。我们也看到，在一线城市中，除了上海，先有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的铮铮表态：广大市民不要急着买房，政府有能力把房价降下来。后有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傲然风骨：深圳不需救楼市。现在，北京市市长郭金龙也表态了：不为高价房托市。
只有上海的政府行为应该受到质疑。上海是一线城市当中，经济适用房推出最晚体量最小的城市。2006年5月“国八条”后，北京、广州、深圳陆续推出了大量的社会保障性住宅，北京是三年 两千万平方米，实际执行过程中不断扩大，2008年动工面积已经超过一千万；广州市是经济适用房、双限房推出体量最大的城市，去年已经推出近千万平方米；深圳市先是三年9.71万套，去年又新增五年14.7万套，综合平均每年400万以上的社会保障住宅陆续推出。以上城市去年社会保障性住宅占到供应总量的30%以上。而上海呢？去年底才动工兴建160万平方米，是住宅供应总量的6%。
不仅如此，上海也是本次借全球经济危机之际，为高房价奋勇托市的唯一的一个一线城市。纵观上海市出台的所谓新政，许多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权限，上海拯救楼市的“十四条”政策，在税收优惠、贷款放宽等方面做出了许多调整，力度之大，令人哑然。除此以外，上海市还借此机会整栋购买开发商的商品房，美其名说“人才公寓”；并且，上海南京东路163号地块，是2007年著名的地王，楼面价突破8万，当时为高房价推波助澜，现在市场情况不好，开发商苏宁环球却把整块地无成本退给了上海市政府，这难道不应该受到质疑吗？
本来高房价的潜台词就是官商勾结盘剥民众，没想到，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一语道破，高房价的30%里面有一部分用于行贿。就算一万元的房价，里面就有三千元钱，部分用于行贿。现在，地方省市正在召开人大政协会，官员表态与高房价划清界限，也是情有可原。然而，最重要的是，不在于官员怎么表态，而在于体察民情倾听民意确保民生。我们不要去人为的推测，经济危机什么时候过去，而要保证在经济调整时期民生不至于出现重大问题。所以，以金融的市场的手段，督促开发商降价销售就变得非常重要。
无论如何，郭金龙的表态，哪怕只是一些很原则性的话，都是一种好现象。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立足于中国楼市的改变，设法培育对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极为有利的住宅消费市场，如果中国的民众真正能把住宅作为正常的消费，那这种市场激发出来的生产力将是空前的，经久而不衰的。
无论是一线城市的三位市长，还是许多开发商和专家，已经明白了高房价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的破坏力是巨大的。遗憾的是，还有一两个人在唱着高房价的独角戏，任志强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严格来说，任志强只是一个小开发商，现在售的只有一个裘马都，据讲已经剩不了多少套，他的降不降价，对市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可恶的是，他自己没有项目却去鼓励其他开发商死扛房价，大有不把这些开发商送上不归路死不甘心的劲头，而这些开发商已经在开始体味破产前的辛酸。